茶在汉代已被作为饮料。到唐代，民间饮茶成风，茶已成为百姓日常消费品，产销量日益增大；封建国家开始通过税茶以筹集财政收入。于是，在盐、铁、酒税之后，又产生了茶税。

　　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由度支侍郎赵赞建议施行。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制定税茶法，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之商人通行要路，委所在地税吏，将茶叶分三等定价，按1/10征税；当时每年得茶税收入达40万贯。

　　唐文宗时(公元827—840年)又实行专卖制，将百姓茶树移植于官场，由官府焙制，卖给商人；后因百姓反对而取消专卖，恢复征税制。唐代自税茶以后，茶税额不断增加，每年近百万缗，成为仅次于盐税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五代十国时的后汉、楚和后蜀也曾税茶和榷茶。楚王马殷(公元907—930年在位)鼓励民间种茶；民茶由官府抑价收购后，或运至黄河以北交换战马，或招徕各地商人来楚购茶，官征茶税；并在襄、唐、郢、复等州，直至开封，置邸务卖茶，利至十倍；每年茶利收入，以百万计。

　　宋代也把茶课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国家通过各种方式，从茶的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取得收入。

　　从生产方面，国家主要是向茶农(宋称“园户”)征茶租。茶租以实物茶缴纳，园户每年缴纳的茶租，即岁课，淮南为865万余斤，江南1027万余斤，两浙127.9万余斤，荆湖247万余斤，福建39.3万余斤。园户除输正税外，一些地区还要输纳以土产、茶课估价、经总制钱、头子钱为名目的各种额外征课。

　　从销售方面征收茶课的方式有三种：

　　一是禁榷法。国家在产茶地设立榷货务和山场，除征收园户茶租外，同时还按国家规定价格收购园户交租后所剩的全部余茶，并以垄断价格向商人售卖(国家禁止园户将茶叶直接卖给商人)，从而为国家取得收入。宋太宗至道末(公元997年)，国家卖茶收入约为285.29万余贯，真宗天禧末(公元1021年)又增加了45万余贯。

　　二是入中法。国家令商人将粮草或金帛输至边防指定地区或京师，官府估定所输实物价值，给以要券，称为“交引”，商人持引到指定茶场领茶运销，所以又称“交引法”。入中法有利于国家财政，例如，让商人入刍粟于沿边州、军，可省去国家为边军征集与运送粮草之烦。商人也因有利可图而乐于接受。如天禧中(公元1019年)，商人于京师入钱八万(准许有6/10实物)，可以得到价值十万的海州或荆南茶，海州、荆南茶质量好，易于销售，所以商人趋之若鹜。

　　三是通商法。通商法实行于仁宗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国家向园户征收茶租，向商人征收茶税，允许茶商与园户自由交易。通商法可以精简榷茶机构，减少国家开支。但由于茶租与茶税过重，影响了园户、茶商的积极性，所以，实践结果并不理想。

　　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当权，废除通商法，又行榷茶法。在产茶州、县置茶场，茶民赴场缴税后，官给短引，限定斤数，可将茶运于旁近州、县售卖。商人在京师榷货务或边塞入纳金银缗钱或粮草，则给长引，贩茶于指定州、军售卖，于售卖地纳税。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又规定长引为茶120斤，输缗钱100，短引为茶25斤，输缗钱20。

　　南宋对茶仍行禁榷制度，用长短引法。

　　宋朝还与吐蕃等少数民族开展茶马贸易。吐蕃出良马，而缺茶。宋朝与辽、金、西夏用兵，需战马。宋王朝就将在四川榷茶所得茶叶，运至甘肃、陕西一带，与吐蕃商民进行茶马互市。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又设茶马司，经营川、秦茶马之政。茶马司建立以后，每年易马约3万匹左右。南宋乾道初(公元1165年)，易马9000余匹，淳熙(公元1174—1189年)以后，达1.9094万匹。

　　元代茶课也用引法。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规定长短引之法，按三分取一原则，长引茶120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茶90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以后不断增课。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废除长引，专用短引，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茶引之外，又设“茶由”，开始每“由”茶九斤，收钞一两，后又改为自三斤至30斤，分10等课税。同时严禁私茶。元代茶税不断加重，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征茶税1200锭，元仁宗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则增至28.9211万锭，是至元十三年的240余倍。

　　明代也实行茶专卖，施用引法。官府将茶引数下达于各州县，商人要贩茶，须向官府纳钱买引，凭引运销，每引茶100斤，纳引钱200文。不够引者称畸零，另给“由帖”运销。后来引价逐渐增长，每引茶100斤，输钱1000，每由茶60斤，输钱600，后又规定每引、由一道，纳钞一贯。引价即是茶商向国家缴纳的茶税。无茶引、茶由贩茶，按私茶论处。

　　对产地茶民所征茶课，江南三十分取一，川、陕为十分取一。

　　明代为了边防需要，也在川陕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茶马贸易可以得马卫边，又可以减轻内地百姓养马负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马价，调节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所以茶马交易自明初至明末一直推行不废。茶马交换比例，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陕西河州茶马司规定，上马给茶40斤，中马30斤，下马20斤。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四川岩州茶仓规定，上马给茶120斤，中马70斤，下马50斤。

　　明代还有商人纳米中茶，以茶中盐等做法。清代茶法分官茶、商茶、贡茶。官茶用来储边易马，征收税率为50%，以实物茶缴纳，官府用所得税茶与西北游牧民族易马。清初定陕西茶马事例，上马给茶120斤，中马给茶90斤，下马给茶70斤。康熙年间，易马之需逐渐减少，茶课也随之改变，甘、陕官茶由征实改为八分征实，二分征银。商茶按引课银，每引一道运茶100斤，附茶(做运费)14斤；引课税率各地不一，如浙江每引征银一钱，四川征银一钱二分余。不行茶引的各省区，只于茶商过境课税，或略收落地税。贡茶为皇室及陵寝用茶，于浙江所收茶引买价内办解，共110余篓。

　　清代前期茶课收入不多，“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征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少只数百两或数十两。即陕、甘、四川，号为边引，亦不满十万金。”(《清史稿·食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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