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古代西方诸文明之间的交通与交流，源远流长，甚至可追溯到远古混沌时期。根据考古发掘，在我国辽宁省西部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种陶制妇女裸体小塑像，其造型与西方称作“早期的维纳斯”类型的塑像颇有相似之处。此外，从中国和西方青铜器时代遗存下来的器物，如兽角刀把头双刃剑、环型刀把头双刃剑等，也似乎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流的痕迹。这些都提示我们：古代中国与西方诸文明的发展虽各有特色，但从来就不是绝对封闭或孤立的。

　　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也可以寻觅到中西联系的模糊踪迹。据《穆天子传》说，周穆王曾驾着八匹骏马拉着的马车西征昆仑，会见了西王母。在瑶池上，周穆王给西王母进酒，西王母作歌，穆王和之。《山海经》上说，西王母居住在玉山。她的模样像人，却长着豹尾和虎齿(《山海经》卷二《西山经》)。周穆王的时代，距今已经近3000年了。而那位传说中半人半兽的西王母，则代表着极远的西方。对西王母的描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遥远而陌生的西方文明，怀着半是畏惧与好奇、半是欣羡与喜爱的兴趣。后世的人们从神话中推测，穆天子所到的地方，可能远及波斯，甚或印度。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给予比较科学的论断的时间，目前大致最早推定在公元前6世纪，即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原来，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苏美尔人肇建了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来自希腊文，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包括今天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中下游地区。此后，那里曾先后崛起著名的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到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帝国兴起。大流士一世在位时期(公元前521—前486年)，帝国的版图西起埃及、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东抵中亚乃至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在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修筑了设有驿站的大道。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将古代希腊和印度等文明同中国的距离大大拉近了。

　　当时，欧亚草原上散居着许多游牧部落。波斯帝国的东北边界和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塞人游牧诸部的地区接壤。在古代，希腊史家把散居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北方部落泛称作斯基泰人；波斯人称他们为塞迦人，我国则把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到天山南北麓的那一部分称作塞人。正是塞人，在古代中国同西亚、南亚、北非，直至极西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早期交流的媒介。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我国精美丝织品和漆器、四山纹铜镜，都是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遗物，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希腊巴特侬神庙中的命运女神雕像身着薄得透明的长袍，雅典红花陶壶上的彩绘人物，也穿着这种细薄的衣衫。从上述情形推断，当时中国的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社会的宠物。在我国，洛阳古墓中也发掘出来自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制目珠(作装饰品用)；同时，战国时期铁制铠甲与写实动物纹图案的出现，均有外来文化因素的明显特征可循。无论是中亚、希腊发现的早期中国文物与文化影响，还是中国发现的早期西方文物与文化影响，都是经由中西交通历史上那条最古老的通道，即斯基泰贸易通道，或称“草原之路”而彼此进行交流的。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的费尔瓦丁神颂辞中就开始把中国称作“支尼”。印度两大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将中国称作“支那”。“支尼”和“支那”，可能是“秦”字的对音。这是因为，当时我国正处在战国秦霸西戎的时期，距离西方较近的秦，很自然地作为中国的代表而声名远播西方。在古希腊的著作中，则把中国称作“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国”)。公元前416—前398年间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提到“赛里斯”这个产丝之国的第一人。

　　到了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历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东征，摧枯拉朽一般灭掉了波斯帝国，并直抵印度河，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的东征，直接把希腊文明带到中国西部边陲邻近的中亚地区，为此后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扩展创造了条件。亚历山大死后，他所建立的帝国迅速瓦解。他的部将们彼此争战，各自为政，建立了几个独立的王国。其中，塞琉古王国(我国史书称为条支，其中心地区位于今伊拉克、叙利亚一带)成为联系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文明的桥梁。亚历山大另一名部将托勒密，割据在埃及和周边地区，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为罗马人所灭。埃及又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

　　正是在托勒密王朝和罗马人统治时期，埃及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从事航海和贸易著称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来到埃及以后，把这里变成古代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贸易的枢纽地区。为了使商船可以从地中海直接进入红海，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前246年)修复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到托勒密王朝后期，每年从曼德海峡驶出红海的埃及船只已达20艘。公元初年，当罗马人掌握了印度洋信风的秘密之后，更进一步打破南阿拉伯人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大大增强了古代东西方直接贸易的势头。每年从埃及驶往印度洋的商船总数更增长到120艘。在繁荣的东西方贸易的刺激下，由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建立的亚历山大城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文化中心，成为古代的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著名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这座遐迩闻名的城市时说：“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的唯一海上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埃及和亚历山大港的发展与繁荣，使它们作为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代表，为古代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在西方的一端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了自己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亚历山大港建立前不久，战国七雄之一——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在此后一个世纪中，秦国国势日强，终于吞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秦帝国的威名远播宇内，成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最早称呼我国的名称。踵接其后的汉帝国，更加繁荣、强大。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高涨和国力的强盛，汉代对外交流的兴趣与要求也更加强烈。

　　秦汉帝国的强盛与繁荣，在古代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另一端，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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