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由于城市工商业人口的增长和经济作物区的形成和扩大，粮食在市场上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都城临安除有租米禄米收入的地主官僚外，仅是城内住户，向米铺籴米而食的升斗小民就不下十六七万人，每天需供应稻米三四千石(宋一石合0.66市石，约百斤)。当时有句谚语：“杭州人一天吃木头三十丈”，意思是家家舂米的木槌合起来每天要舂短这么许多。宋代产粮区在东南各路，尤以两浙路的苏、常、湖、秀为中心，故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说。汉代“千里不贩粜”的传统概念已开始有了改变。肉食品如猪羊亦为人民生活所必需，供应城市，流转量不小。北宋汴京从各地运来的猪由南薰门入京，每日至晚络绎不绝，每群数以万计。

　　已享美名千年的主要商品——纸，在宋代，随着需要的增长，其产量和品种大大增多。而且质地精良，除印刷书写外还可作别用，市场上常有“纸衣”、“纸帐”、“楮冠”等新奇的商品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有蔗糖上市。过去都用麦芽糖做糖，叫饴糖；唐代能以甘蔗作沙糖，但产量很少。北宋时甘蔗推广种植，如四川南溪县繖山等地“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王灼《糖霜谱》)。“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苏东坡诗)，人们已不但会制红、白糖，而且还制出水晶似的糖霜(冰糖)。糖已继久盛不衰的茶叶之后，成为“利当十倍”的一项新商品。

　　棉布过去是自海外进口或来自西域或西南(哀牢地区)，史称“吉贝”或“白叠”。北宋晚期随着棉花逐渐在闽广种植，那里的人民也学会了纺纱织布；海南黎族妇女织的棉布“染以杂色，异纹炳然”。但棉布尚未成为重要商品。到元代提倡广种棉花，黄道婆将种棉和纺织技术自海南传入松江地区，至此棉布在市场上的地位才逐渐提高。

　　在过去，城市手工业很多与“奇技淫巧”相联系，而不管一般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的多少；越到后来，尤其是南宋，日益增多的城市小手工业者和私营作坊面向日用品生产，其分类日细，除丝织印染等大行业外，家用杂物、衣带服饰、儿童玩具、文房用品等各种小商品的生产，无不相当发达。南宋临安的“作”、“铺”就有好几十种。这些小商品不但是产地城市生活中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名优产品也越来越多地行销外地，为商人们所乐于经营。

　　传统的以名贵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的贩运贸易，在南朝和唐代即已有了改变，进入宋代后变化加速。除了珠玉金银器和广南来的进口的犀象香药宝货尚占重要地位外，粮、帛、茶、盐、铁、瓷(细瓷销城市，粗瓷销农村)、纸、糖、什器等均纷纷然进入较远距离和较大规模地在地区间流转的商品系列之中。贩运贸易的商品种类和比例与过去更加不同，商业在加强地区间经济联系方面的作用比过去更为增大。

　　这时市场上生活用品的比重日益提高，不但有经商人贩运而自外地输入的，并且有本地生产的；种类繁多的商品充盈于市肆。南宋临安有440个行业，商品种类之多又倍于唐时，其中绝大部分该是日用生活必需品。商业已开始改变其主要为少数顾客服务的狭隘性；由往往是畸形发展转变为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之上。这是新阶段商业发展的一个进步表现。

　　元代市场商品多以奢侈品为主，这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深、贫富对立日甚条件下一时性的对历史的反动。入明以后又有改变，商业进步的趋势并未就此中断。而元代某些产品生产的发展，如著名的元瓷(景德镇白瓷器有“饶玉”之称，青花和五彩瓷器开始生产)、新兴的棉纺织业、毡毯业等，则作为生产力保持下来，对此后商业的发展还是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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