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与辽夏金对峙，原先的地区贸易变为各民族不同政权之间的贸易，关系就趋于复杂。

　　由契丹族建立的辽(公元916—1125年，后为金所灭)，和北宋之间是战时绝市，和时通商。双方各在边境的一些地点设专门的机关——“榷场”，有官员进行严格管理，宋方对平定物价、限制私易、奖励捕私、戒备奸细等都有规定办法。澶渊之盟后宋在汴京置“都亭驿”接待辽方商人。辽从中原地区输入的是茶叶、丝织品、大米、漆器以及产自南洋的香药、犀角、象牙等；辽注意吸收中原文化，输入大量图书，在辽南京(今北京)书肆上苏东坡诗集是很流行的商品。宋从辽输入的主要是羊、马、骆驼等牲口。

　　西夏，党项族所建(公元1038—1227年，为元所灭)，日用品生产不足，要从宋输入。宋方也设榷场多处，采取易货方式把进出口商品分为两类，各类分别进行对应式的交换。如用丝织品交换西夏党项人的骆驼、马、牛、羊、毡毯、甘草，又用香药、瓷器、漆器、生姜、肉桂等交换党项人的蜜腊、麝香、羚角、红花、柴胡、翎毛等。不属官府互市范围内的商品则允许私人贸易，如党项人用盐州(今宁夏盐池县)所产味美价廉的青白盐向宋边民换取所缺的粮食。在汴京有都亭西驿接待西夏人，“纵其为市”。北宋中叶以后茶马互市日益占据重要地位；西夏所需之茶除由宋方赠送(年三万斤)以外，都用马来交换。

　　宋金之间的贸易既是中国土地上南北两个政权之间的商品交流，又是南方汉族人和北人主体的女真族人之间的民族贸易。双方也各设榷场进行互市。金从南宋输入的以茶叶为大宗，此外有生姜、陈皮、水果、糖、象牙、乳香、金银、漆竹木器、笔墨等；输出的商品最主要的是丝、丝织品(因北方生产多，价格低)、甘草、红花、松子、北珠、貂皮、人参等。商人在榷场买卖，双方都要纳税，金对南商还要征收“入场钱”，以吸收南宋的铜钱。金榷场本身也参与贸易，收罗北商货物，加价售予南商，从中获取厚利。但输出入相抵，金方总是入超，每年要流出不少白银。榷场贸易虽交流了南北物资，而由于双方时断时续的战争和相互防备，榷场废置无常，某些商品也时有禁运之令，商人交往也很不便。为了减少入超，金方曾抵制南方茶叶的输入，自己种茶(失败)，限制消费，弄得很狼狈。这些作法都影响了双方经济的互惠互补；从商业的角度出发，人民也希望国家的早日统一。

　　与民族贸易限制较多的气象不同，宋王朝在对外贸易上是采取开放、鼓励、招徕的政策，其规模超过了唐时。北宋时主要依靠海路和外国通商，除了广州设市舶司外，北宋政府先后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的板桥镇(今山东胶县)设市舶司。市舶司负责管理舶商，对舶货“抽解”(收1/10的实物税)，抽解后禁榷货(乳香、犀角等)全部由官“博买”，非禁榷货“抽买”3/10。本国商人也许出海贸易，但须先向市舶司登记，领取“公凭”，回航时仍在发航处住舶，货物出国时不收税，只对回航所带货物抽解和博买。同北宋通商的除中南(印支)半鸟、南洋各国、高丽、日本、印度、师子国、大食等外，还远至非洲东海岸的层檀国(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当时中国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居世界之冠，大船可坐五六百人，有指南针等先进设备。输入商品中香药尤占重要地位，故通商海路又称“香药之路”。输出商品已达100多种，其中丝织品是最主要的，“海上丝绸之路”之称即由此而来。陶瓷出口数量也很多；糖霜是当时中国的特产；北宋的书籍在新罗市场上很受欢迎；棉布在北宋末开始出口，如对层檀国出口的“红吉贝”。市舶司年收入几十万贯，最多时曾达200万贯。

　　南宋对外贸易发达程度超过北宋。通商国家地区四五十，全靠海路。市舶司除原有者外(密州已归金有)，又增加了秀州、温州、江阴三市舶司(或市舶务)。泉州因离临安较近，地位逐渐超过广州，是南方最大的商港。市舶司收入增加，绍兴末年仅泉、广二司年收入就达200万贯。在大宗出口商品中，瓷器贸易比前更盛，自泉州贩运瓷器至欧洲出售，价值竟与黄金相等。进口商品由北宋的50来种增加到320多种，其中运京的细色货物70种、运京粗色货物110种，不运京留在当地“打套出卖”的粗色货物140余种。这些粗色货物大都是过去很少或从未进口的一般消费器，如普通药材、木材、服装原料等。奢侈品的进口比例下降，说明对外贸易已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和广大人民发生了关系。

　　元代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这与元代势力广及欧洲、奢侈品生产过多而需要开拓国外市场、元统治者渴求海外珍奇物品等情况有关。当时的泉州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商港；杭州附近的庆元(宁波)常有日本船来贸易；广州、温州、澉浦(后并入庆元)、上海，也都是市舶司的所在地。元统治者派出使者到国外招徕通商，贸易面遍及欧亚非百余处。对外国商人加以保护和优待，出入可佩虎符、乘驿马，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如其财物在止宿处被盗，即责令当地人民赔偿。元代，开始是西北陆路与东南海路并盛；中叶后，元帝国分裂，西北陆路发生障碍，对外贸易主要靠海上。为安集舶商，元政府禁止市舶官吏贱取舶商贵重货物，法定抽分比例是粗货十五取一，细货十取一，后又规定抽讫货物再纳1/30的舶税。土货出口抽分较轻，只及进口货的一半。元代在大部分时间里允许商人入海贸易。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商人“得宝货无算”，专擅海利的主要是色目人；汉人也有，如元末江南富豪、人称家有“聚宝盆”的沈万三，就是作海舶买卖发大财的。元代的许多城市，其繁荣就靠对外贸易支撑起来。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呈跛行状态，基础不稳固。发展是畸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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