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人精神中首先应突出的一条是爱国，这是大节问题，是商人安身立命的第一要义。中国古代商德实以爱国主义为前提。“爱国”在传统的道德观中涉及“忠”、“节”二字，在古代，君主是国家的代表者，爱国与忠君往往融合在一起。忠就体现在有没有成仁取义的凛然大节上面。只要忠非愚忠，君非甚暗者，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作出奉献，而不惜牺牲一己的利益，这是一种令人景仰的高尚美德。

　　许多商人都具有传统的爱国美德。春秋时那位矫称君命犒师、智退来袭秦军的郑国商人弦高，树立了爱国商人的历史形象，堪称后世经商者的楷模。而活跃于明清时代的商人于此更有不俗的表现。

　　首先他们在开国之初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费了心出了力。如明初东自辽蓟，西至甘肃，修筑长城，驻军二三十万，需要借助商人输纳粮草等军用物资以补充军屯和税粮的不足，食盐的开中法——商人纳粮于边镇，给以盐引，在内地支盐行销即由此而设。山西、陕西商人积极参加开中，并实行“商屯”(就地屯田，产粮输边)，对保障军需、开发边疆，提高新建的明王朝的国防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春亲征蒙古族准噶尔部叛国首领噶尔丹，道远运粮，困难重重。山西介休商人范氏兄弟，力任挽输，以家财运饷，转辗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省国费以亿计(只及官运前值三分之一)。几次运粮中范氏兄弟并未由此发财，反而倒贴不少。运粮西征也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范氏的忠君与爱国是一致的。

　　商人的爱国行动还表现在保卫国土反侵略御外侮的斗争中。明代倭寇入侵东南，生灵涂炭，许多商人(以徽商为多)愤然奋起，尽力参加抗倭活动。他们捐巨资、募勇士、修城郭、守危堞，“以佐军兴，为士民先”，承担了保卫地方安全的重任。其为国分忧的美德也足以流芳后世。

　　敬业，落实到商业，应该是商人精神的第二条内容。“敬业乐群”语出《礼记·学记》，意思是专心学业、乐于与同学相切磋。敬业一词借用为重视并黾勉从事自己所分担的职业，对商人来说，其职业、本职工作就是商业。封建社会末期重商思想的昂扬，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项积极的合乎时宜的新内容，对商人来说，重商思想正是他们敬业思想的来源，使他们乐于并敏于投身到商业这个行业，而不再妄自菲薄。

　　于文化、思想上的影响之外，敬业思想的加强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如在山西，由于“土狭人满，田不足耕”，经商就成了安排剩余劳动力、解决生计民食的出路。随着重商立业观念和尊重商人风尚的形成，山西这个地方就有意识地培育了一支由优秀人才组成的晋商队伍。“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雍正时山西巡抚刘于义在奏折中语)就在这种环境下，山西商人养成了特别突出的敬业思想，他们从商不仅仅为了谋生、牟利，而且真正把商业当做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来干。山西商人，“每挟资走四方”，有的人“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而转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城”。有的人更把势力伸展到日本。经营项目繁多，贸易规模巨大。万里行贾，习以为常，虽远往他乡，不以身家为念。这种“贸迁四方”的敬业精神可说是山西商帮的商人精神的主要表现之一。

　　在南方，徽商形成于“百货皆仰给于外”的皖南山区，地少人多的问题同样也迫使徽人走上出外经商的道路。晋徽两帮起家相仿，都大搞长途贩运活动，都于此高度发挥了他们的敬业崇商精神。敬业精神，对事业执着的追求，表现出惊人的顽强毅力，而不是浑水摸鱼，投机取利，把从商当作大捞一把的捷径，这样的商人，才是真正的有作为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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