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人精神中有关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的，有一条极其重要，即要经营成功，不但应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而且应树立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精神，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富者必用奇胜”。

　　“出奇制胜”原是兵家之道。《孙子兵法·势》中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意思是要运用特殊的手段，以“出其不意”的斗争谋略与方法去博取胜利。善出奇者要知众人所未知，为众人之所不能为，“战胜不复”(不重复前谋)，随宜制变，出奇无穷。经商古称“治生”、“货殖”；战国时白圭治生既然犹“孙吴用兵”，可见古代最早善于把兵法运用于经商者就是这位白圭。兵法中所谓的奇、正与经商如何联系？司马迁作过回答：“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勤俭(纤啬筋力)虽是治生正道，但如不能出奇制胜，也不能致富立业；奇和正必须很好结合。因为在市场竞争中“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孙子兵法·注》)。货殖家想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占有优势，立于常胜不败之地，只靠勤俭不够，还必须通权变，讲智谋，也如用兵那样，以出人意表的斗争策略去制胜致赢。“以奇胜”体现着兵家的“权变”思想，不拘于常法，而善用变则，“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孙子兵法·虚实》)。这是智谋的结晶。白圭对“其智不足与权变”者不肯收其为徒，因为这种人是不能运用出奇制胜的经营之道的。经营有成必须是勤俭与奇胜的结合。

　　司马迁总结古代商人的经营之道很具体生动。如前已提到的说范蠡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些都为他人所不能为，看似有悖常理的作法，恰是出奇制胜取得成功之例。又如说白圭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与“人弃我不取，必待更贱始取之，人取我不与，必待更贵始与之”的作法判然有别，也正是白圭的出奇之处。范蠡、白圭经商之奇就奇在他们掌握了那个“待乏”原则。作为良商他们在商品供过于求、尚未形成大量需求时，先予收贮，所出收购价比当时市场价格还高一点，即便如此，相对于商品转向供不应求时售出的价格也是贱的了，这叫做“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等商品需求增加到供不应求时，所出的销售价格即使比当时的市场价格低一点，相对于商品供过于求时的进价也是“贵”的了，这就叫“时贵而卖，虽贱已贵”。他们收购时不抑价，销售时不抬价，不与市场上的一般商人“争买卖之价，而谨司时”，结果还是可从正常的合理的进销差价中得到不少的利润的。这种贱而能取、贵而能与的作法，与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不可同日而语，是一般商人所想不到的，且不大愿意去做的。

　　发轫于范蠡、白圭的这种“奇特”的经营思想与经营方法，形成了一项优秀的文化传统，启迪了后世之商人(指诚贾、良商)。特别是在经商取得成功的明清时代的全国最大的两个商帮——晋帮、徽帮中服膺范蠡、白圭的人更多。

　　明代蒲州富商家庭出身、后进入内阁的张四维说晋商“能以心计阜通货贿，而擅其赢”。如范世逵，“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然又必循理守法，如其分非义，不以一毫苟取于人”。这就是能出奇制胜而又很讲商业道德的良商中的一位代表。蒲州商人王海峰在沧盐“法弊引壅”，诸贾不屑一顾时，独取沧盐，主动为盐官出谋划策，使局面为之改观，“大有裨于度支”(财政)，“王氏之业益饶”。对此，他自己的说法是“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这种思想即来自白圭的“人弃我取”，其力求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精神可嘉。

　　出奇制胜亦是与晋商齐名的徽商经商致富的同一法门。如休宁汪应时，行贾往来，“有心计、多奇中、渐起富”。歙县黄莹，深知为贾盈缩无定，“非善应、多筹策，无以近奇赢”，他“治业务，存大体，谨出入，明会计，其所规画，视计研七策(范蠡所用的计然之策)，往往暗合”。休宁程锁，于“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独平价贮积之，明年大饥，“谷踊贵，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他也正是对白圭的经营之道用心钻研过的人。

　　商人经商讲和协，主要在商号、商帮内部要求恕而不争，团结一致，善于合作，以对付外来的竞争。对外仍要争而不懈，不善于竞争就无法在市场立足，如何出奇制胜、提高竞争技巧，一直是商家所关心的问题。但作为诚贾良商，他们懂得在竞争中仍要“循理守法”。儒家讲“和”、道家讲“不争”(“不争之德”)，争中有和，这是中国商人的特色，在讲究“争之道”的同时，注意“不争之德”。和协、竞争两手综合使用，在竞争中要求同化异，看到共存、互补、合作、并利、两全、双赢的可能性。提倡良性的有序的竞争，避免恶性的、不正当的竞争。“争”与“和”很好结合，得到统一，这样才能把竞争推向最佳状态、最高境界，这才合乎“义”——社会公正。

　　要经营成功除了要树立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精神之外，还必须树立精究本行心志专一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诚一”两字。

　　“诚一”也出于《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列举了许多“用奇胜”而发财致富的人物，如秦扬、田叔、桓发、雍乐成、雍伯、张氏、郅氏、浊氏、张里等以后，接着说：“此皆诚一之所致。”诚是诚心诚意之诚，一是一心一意的一。诚一意思是心志专一，搞一行要精一行。只有心志专一，才能卓然有成。“诚一”与“奇胜”是相辅而行的，是经商致富的两个必备的条件。

　　诚一在先秦诸子中以不同的语词来表达。孔子说，圣人、君子“不得而见之，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有恒者为“不二其心之人”，即心志专一之人。孟子说：“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说得更深刻：“思乃精，志之荣，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及，一而不二为圣人。”(《荀子·成相》)为学办事要心志专一，经商也不能例外。管仲主张商人要专心本业，并把经验传授给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赢)。相陈以知贾(价)”，使之“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不见异思迁，专心学商从商，就一定能“料多少，计贵贱”，通货之有无，调物之余缺，做一个精通本行专业的好商人。

　　从经商的发展过程看，小商人本钱有限，只能靠“筋力”(勤劳)、靠“诚一”，一点一点地赚钱积攒；故司马迁所列举的大都是小商人。而大商人资本充足，有可能也有需要综合经营，相互调济，以保持均衡，分散风险。但就综合经营中的某一行、某一业来说，仍有“诚一”的问题。业精于诚(诚一)，不能心志专固是经不好商的。因此，“诚一”对经商之成功，与“奇胜”同样重要。

　　徽商晋商经营之所以有卓越成就，也同“诚一”有关。前面提到的徽商黄莹，是个“通大义”，喜读书的人，他对《史记·货殖列传》颇有心得，做生意“揣摩低昂，恒若执左契”，“诚一所致，业饶声起”。看来正是个能以诚一致富的商人。晋商中的祁县渠氏，在所开设的长裕川茶庄的墙上，有一幅对联，上书：“凡人为一事，心专而精……”等强调业贵专精的文字，作为勉励同仁的格言，这是晋商重视“诚一”之教的实例之一。山西票号之经久不衰，得力于有一套较好的规章制度，这些都出自专心致志擘画经营的创办者及其参与者之手。有的票号更直接以“志一”为牌号名(“志一堂”为太谷志成信票号在北京的分号)，其提倡“诚一”的用意可见。实际例子都说明：经商者必须精通业务，潜心殚思，成为本行的专家，才有成功的希望；粗枝大叶，浅尝即止是不行的。眼观奕棋，心怀鸿鹄，怎比得上专心致志者的学有所成、业有所就呢？

　　从商人精神的方方面面，可看出这正是对自古以来传统文化和商人经商美德的代代相承，也是明清时代主要商帮经商取得成功的共同经验和突出表现。发扬这些精神，在当时(明清)有利于抵制轻商思想，加强重商观念，与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正相合拍；同时，也有助于抵制当时日益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潮和奢侈浪费的不良风气，有其一定的积极的社会意义。不仅如此，来自优秀的文化传统、反映了经商所必须遵循的客观准则的商人精神，实已超出了历史的与社会制度的局限性。作为一份可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今天对经商者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以古为鉴，古为今用，这正可为造就庞大的、道德化的现代诚贾良商队伍，从旁提供一个有益的历史借鉴。提到文化高度来寻求历史借鉴，集中其精华部分，以有深层价值的内核展示于人，这比单纯就事论事地从具体的经商事实中来找例证，应更有概括性和容易使人接受的可信性，从而更富有增益智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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