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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商业 作者:吴慧
第三节 西周的商业


  西周商业被列为“九职”之一,目的是通四方之珍异,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市场上主要商品不外是奴隶、牛马、珍宝等。国家对市场有一套管理制度,规定体现贵族地位等级和权威力量的礼器和兵器不准入市;贵族买东西只能通过手下的管事和仆役人等去办,自己不能入市,以免有失身份。市设专职官吏——“司市”来进行管理,下面有:分区管理、辨别货物真假的“胥师”,掌管物价的“贾师”,维持秩序的“司虣〔bao暴,猛兽〕”,稽查盗贼的“司稽”,验证“质剂”(契约),并管理度量衡的“质人”,征收商税的“廛〔chan蝉,市内房地〕人”。《周礼》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载。官府管理市场是为了使交易规范化,防止偷抢欺诈等事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秩序,保持物价的稳定,更好地满足统治阶级对“货贿六畜珍异”的需求。但也注意了度量衡是否公平,质量规格是否中式,对一般消费者也有好处。这套作法一直为后世所仿行,影响久远。

  西周使用大量的铜铸造礼器、兵器、工具、农具和货币(仿农具的铜铸货币叫做“布”,《诗经》“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这个布即是布币),因此对铜料的需要十分迫切。“大赂南金”、“金道锡行”(《诗·鲁颂·泮水》和金文曾伯簠〔fu府,古代食器,青铜制〕铭),铜锡的交易或入贡向来是同南方(荆扬、淮夷)物资交流的主要内容。周昭王时南方以楚国为首的方国部落起来反周,昭王率兵伐楚,中道中楚人之计(以胶船进王渡江,至江中胶解船沉),“卒于江上”,六师丧亡。这件事在经济上与争夺铜的资源有关,由此也可见铜于日常在交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统治者对可作贵重饰物,兼充“上币”的美玉也极感兴趣。穆王时犬戎势力强大,阻碍了周朝和西北方国部落的来往,穆王西征犬戎,重新打开了通向大西北的道路,“八骏日行三万里”,行踪直到今新疆中亚之地。这位大旅游家“载贝万朋”,换取昆仑(今和田、叶尔羌一带)的玉石,发展了中原和西方的通商关系。

  在昭、穆肆意搜求铜、玉、珍奇方物的同时,奴隶逃亡,田地荒芜,奴隶制的统治发生了危机。一些小贵族改用收租的封建剥削方式,开垦私田,由经营农业而致富。还有些人(大都由管理官营工商业的小官转来)则招人开发川泽,成为新兴的工商业者。“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十月之交》),旧贵族没落破产,新有产者暴发勃兴——被称为“富人”、“富子”。《诗经》的变风变雅,即是西周中后期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反映。而铁器的推广使用,正是这些新兴的农业和工商业经营者得以改用封建剥削方式的契机。奴隶社会内部封建制萌芽的产生并非出于偶然。

  身份不高的新兴的农业和工商业者构成“国人”中间的一个主要部分,使最高统治者又是羡慕又是担心。酷爱财货的周厉王,为了抑制这些庶姓家族的经济势力的增长,决定加强对农业、工商业和山泽的控制。对山泽之利(中间就有对铁的开发利用)更完全掌管起来,不容私人染指。这一全面垄断的“专利”政策,损害了新兴的工商业主的利益,对于与新起的铁器制造业有关的一大批手工业者及商贾和用户,尤其有直接的不好的影响。从平民到中小贵族纷纷起来反对,公元前841年,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终于爆发。“暴虐侈傲”的周厉王狼狈出奔,最后死在彘(今山西霍县)地。这次国人暴动正是带有封建制因素的新兴的农业经营者和工商业主同旧的奴隶主大贵族之间的一次较量,它加速了西周奴隶制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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