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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是全世界各时代各民族都使用过的击鸣器。它用途广泛：(1)用作乐器；(2)更用来作报时器；(3)军中用以鼓舞士气、节制进退等；(4)集合群众时用之；(5)报警时用之；(6)一些民族以之作为礼器类器物，如石鼓、铜鼓。有些铜鼓还兼作贮藏钱贝之用。
鼓的种类繁多，大小、形状各异，制造原料也有金属、玉石、木与皮等等。各时代各民族所造百花齐放，多彩多姿。
佛教发源于古代南亚次大陆，那里的人，早就在各个方面使用鼓啦。且看佛经中对世俗社会上用鼓的一些记载：
伎儿者，打鼓，歌舞，弹琵琶，铙、铜钹，如是比：种种伎乐。(《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三)
这里说的是：鼓是乐器之一。
时王即命群臣击鼓宣令。(《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十三)
时王即唤群臣：“卿今可于波罗尼斯城隍之处击鼓宣令，作如是语：‘国中所有一切人众，从今已去，但是众鸟不应伤损！’”(《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九)
这里是把鼓作为“宣令”时集合群众用的鸣器使用，下面三例更为显豁：
即便摇铃、吹角、鸣鼓，普告城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十三)
击鼓鸣槌，宣王教令。(《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九)
是时善行于其城内击鼓摇铃，遍告众人：“我欲入海，有能去者，应办粮食装束随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五)
可见，击鼓是古代南亚次大陆一种公开宣告时集合群众的用具。击鼓，从古至今，在世界各地都是军乐：
时波斯匿王集四种兵，与诸大臣椎钟击鼓，欲往讨伐。(《摩诃僧祇律》卷十八)
卜日出军：象、马、车、步四兵俱发，奋耀戈甲，椎钟鸣鼓。出室罗伐城，往劫比罗国，诛灭释种。(《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八)
按，中国古代出征的情况与此有类似之处，《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国语·晋语五》中也说：“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乃是公开宣战。看起来，古代南亚次大陆出师也是如此。
更有作仪仗队中张扬声威之用的，古今也类似：
王闻鹿至，敕诸城内平治道路，扫洒烧香，捶钟击鼓，往迎鹿王。(《摩诃僧祇律》卷一)
时至今日，迎接贵宾时，有时也采取由青少年鼓乐队等击鼓欢迎之法。
还有行刑时击鼓：
时有人犯王事，反缚两手，著迦毗罗华鬘，打鼓唱令诣其刑处。(《摩诃僧祗律》卷三十二)
更有出殡时击鼓：
又见一舆，以青黄赤白缯彩严饰，而用盖之。吹螺打鼓，男女大小，多诸人众，四人共舆。复持柴火，逆前而行。复多人众，随舆而后，悲啼号哭，唱言：“父，父！ 兄，兄！ 主，主！”王既见 已，告诸臣曰：“此是何物？……”诸臣答言：“此名为死！”(《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十一)
佛经中所见，古代南亚次大陆世俗社会间与击鼓有关的事大略如上。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出身，对这些事想必是习见的了。但是，佛经中所见，他老人家言传身教的古代南亚次大陆早期佛教中，使用鼓的时候却是不多。主要用来集合僧众，有如现代上课时打钟或按电铃一般：
时诸比丘不次第入，不次第坐，不次第食，不次第起，不次第去。有前入者，有行食时入者，有食竟入者。佛言：“应唱‘时至！’”唱“时至”，声不远闻。是事白佛，佛言：“应打犍槌！”打犍槌已，亦不远闻。是事白佛，佛言：“应打鼓！”打鼓时，在地打鼓，亦不远闻。是事白佛，佛言：“在垛上打！”垛上打时，亦不远闻。佛言：“应在高处打，使远处得闻。”
我们在前面讲过，释迦牟尼佛叫弟子集合时，打犍槌集众。这犍槌是梵文Ghanta的音译。我们也讲过，犍槌大约指的是木梆或金属报时器。早期佛经翻译中，可能也有把鼓译作犍槌的，但是，据研究，梵文中表达“鼓”的词语有好几个，翻译时，越来越不把Ghanta译作鼓，而把鼓和犍槌区别开来。译作鼓的，梵文中大致有三个词语。一个是Bheri(音译也作“陛哩”)，这是古代南亚次大陆一种罐状的鼓。一个是Dun-dubhi，这是一种大型的罐形鼓。还有一个是M-rdanga，是一种小型的鼓。据西洋人说，Bheri大致相当于西方的Kettle-drum (罐鼓)，Dundubhi则为“大罐鼓”，Mrdanga则相当于西方的Tabor(小鼓)。不过在汉文佛经翻译中，这些鼓统一译成鼓，难于区别。只是在提到“大法鼓”“天鼓”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必定指的是大鼓啊！
释迦牟尼佛对鼓的质料、击鼓的人、安置鼓的地方等细节，也作了明白的教示：
诸比丘布萨时不肯时集，废坐禅行道。以是白佛，佛言：“应唱‘时至！’若打犍槌，若打鼓，若吹蠡。”诸比丘便作金银鼓。以是白佛，佛言：“应用铜、铁、瓦、木，以皮冠头。”不知谁应打，以是白佛，佛言：“应使沙弥，守园人打。”彼便多打。以是白佛，佛言：“应三通打！”打竟，悬著中庭。外人来，数打；……或雨湿，不作声。以是白佛，佛言：“应举屋下屏处。”有客沙弥次打，不知处，失时节。以是白佛，佛言：“旧住人应打。”“听蓄僧鼓、和鼓、四方僧鼓，备豫一鼓。”(《五分律》卷十八)
补充说几句：“客沙弥”指新来的原非本寺院的沙弥，“次打”是轮班挨到打鼓的差使，“不知处”是不知道准确的时间(“处”在这里义近于钟点的那一“点”)，“备豫一鼓”，是说各种鼓都应有一个备份。上面引文提到的那些鼓是什么样子，咱们就不知道啦。可知的是，那时寺院中备有不同式样不同用途的多种鼓。佛在这里的教示，是要把鼓安置在有屋顶的房子之内，以防天阴雨湿，鼓声不起。这一点，后来的汉化佛教寺院是严格地执行了。
前面我们讲到，释迦牟尼佛亲自指导比丘击鼓集众，这样作，主要是为了统一学习时间，正如现在上课按电铃一般。佛经中所见，再有，就是召集僧众吃饭啦：
阿难！汝更听此祇陀园中：食办，击鼓；众集，撞钟。钟鼓音声，前后相续。(《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五)
佛教还有“天鼓”之说，具体指的是安置在忉[dao刀]利天善法堂内的一个大鼓，又用来指称诸天天人所持的鼓，那就不止一个了。
诸天有三时鼓：诸天、阿修罗共战时，打第一鼓；俱毗罗园众花开敷时，打第二鼓；集善法堂听善法时，打第三鼓。(《摩诃僧祗律》卷一)
古代南亚次大陆早期佛教使用鼓的情况大致如上所述。释迦牟尼佛入灭后，居士中的有财有势者，如帝王、贵族等，在修行、听法、供奉时，有时也兼用世俗的仪式：
(乌场国)国王精进：菜食长斋，晨夜礼佛，击鼓吹贝，琵琶、箜篌、笙、箫备有。日中已后，始治国事。(《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行记》)
时戒日王将还曲女城设法会也，从数十万众，在克伽河南岸；拘摩罗王从数万之众，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陆并进。二王导引，四兵严卫。或泛舟，或乘象。击鼓鸣螺，拊弦奏管。经九十日，至曲女城……佛像前后各百大象，乐人以乘，鼓奏音乐……(《大唐西域记》卷五)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义净所见，著名的古代南亚次大陆“佛教大学”那烂陀寺和其他大寺，已经“于寺上阁鸣鼓警众”报时：
又复西国大寺皆有漏水，并是积代君王之所奉施，并给漏子，为众警时。下以铜盆盛水，上乃铜碗浮内。其碗薄妙，可受二升。孔在下穿，水便上涌，细若针许，量时准宜。碗水既尽，沉即打鼓。始从平旦，一碗沉，打鼓一下；两碗沉，两下；三碗，三下；四碗，四下。然后吹螺两声，更别打一下，名为一时也。即日东隅矣。更过四碗，同前，打四更。复鸣螺，别打两下，名两时，即正午矣。若闻两打，则僧徒不食。若见食者，寺法即便驱摈。过午两时，法亦同尔。夜有四时，与昼相似。总论一日一夜，成八时也。若初夜尽时，其知事人则于寺上阁鸣鼓以警众。此是那烂陀寺漏法。又，日将没时及天晓时，皆于门前打鼓一通。(《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
我们注意到，“寺上阁鸣鼓”的那个阁，似乎已经是鼓楼的雏形了。义净还讲到莫诃菩提寺和俱尸那寺等寺院用“漏”并打鼓的事，说那些“漏”都是国王所施。义净很希望也能在中国的寺院中推行：“若能奏请置之，深是僧家要事。”可是，这件事终究没有能在中国唐代的寺院中照样施行。我们想，大约是由于有两种阻力之故：
一种阻力是，自古以来，中国各个城市中都有报时的“谯楼”之类建筑设置，由政府掌管。中央政府所在的京城皇宫，更是“绛帻[ze 则]鸡人报晓筹”。政府是不愿将报时权出让的。
另一种阻力，则是由于唐代政府部门多处用鼓，因而使寺院打鼓无形中受到限制。主要是由于唐代有“街鼓”和“听鼓坐衙”这两项制度之故。据笔者所见，萧默先生所著《敦煌建筑研究》一书的“佛寺”一节内有引据极为正确与完备的论述。早于此，则戴望舒先生的名作《读〈李娃传〉》(收在《小说戏曲论集》中)一文，结合郑生不能犯夜禁的情况，有诸多的引据与说明。下面所述，均不出两位先生所引所论。不过是为了在此处说明问题，笔者再来综合一番罢了。
唐代在京城长安，后来还推行到东都洛阳，厉行夜禁。天晚了，昼漏既尽，从顺天门(神龙元年后改称承天门)起始击鼓，各坊里均关闭里门，官街(大街)上断绝交通。人们只能在坊里之内往来。直到五更三筹，再击鼓，各坊里门复开，官街上始听人行。这是马周出的主意：
先是，京城诸街，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马)周遂奏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令罢传呼。时人便之。(《旧唐书》卷七十四《马周传》)
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门坊角，有武候铺，卫士、〔guo 郭〕骑分守，大城门百人，大铺三十人，小城门二十人，小铺五人。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志·四上》)
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冬冬”，公私便焉。有道人裴翛〔xiao消〕然，雅有篇咏，善画，好酒。常戏为《渭川歌》，词云：“遮莫冬冬动，须倾湛湛杯。金吾倘借问，报道玉山颓。”(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厘革》)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上·犯夜”条更有明确的规定与说明，请读者自行翻阅，不赘引。这种白宫门鼓到诸街鼓的连续击鼓，真是震天动地，哪有寺院参与的份儿呢！上引道人裴翛然的诗，《全唐诗》中所载，诗题作《夜醉卧街》，那是要“捉将官里去”的呀！再看对大少爷整日闲逛的描写：
朝游冬冬鼓声发，暮游冬冬鼓声绝。(唐·顾况《公子行》诗)
一直到北宋，还沿袭这种作法：
烧残绛蜡泪成痕，街鼓报黄昏。(北宋·王益《诉衷情》词)
京师街衢[qu 渠]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ji 际]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师之制也。(北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
上引萧默先生书中，引据敦煌壁画的寺院图等，显示出唐代寺院的后进房舍中有小楼形状的钟楼与经藏相对，但是没有鼓楼。亦请读者参阅。
此外，唐代还有“听鼓坐衙”的制度：
唐国风法：官人政理一日两衙：早衙、晚衙。须听鼓声，方知坐衙。公私宾客候衙时即得见官人也。(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第250条)
按，唐代官府坐衙治事，早晚各一次，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五十二：“白头老叟府中坐，早衙才退晚衙催”，说的就是这番光景了。又，上引白氏集卷二：“城上冬冬鼓，朝衙复晚衙”，说明击鼓坐衙乃当时常规也。李商隐《无题二首》：“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断蓬。”说的就是听“衙鼓”去应卯，而非“街鼓”。
再有，就是建鼓楼以备击鼓报警，兼作报时之用的事。
(李崇)除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闻鼓皆守要路。俄顷之间，声布百里。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禽送。诸州置楼悬鼓，自崇始也。(《北史》卷四十三《李崇传》)
按，这里说的是“诸州置楼悬鼓”。至于首都的鼓楼，建置更早：
(洛阳建春门外)阳渠北有建阳里，里内有土台，高二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时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洛阳伽蓝记》卷二“龙华寺”条)
赵逸是北魏时人，《北史》、《魏书》均有传。“中朝”是南北朝时期习语，指西晋。有趣的是，此种击鼓防盗贼的作法，到唐代还在使用，并且不限于在鼓楼上。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在日本遣唐使的船顺着大运河向北方进发时，为了保护使节及其贡品，中国的随行护卫人员在晚上干什么呢：
通夜打鼓。其国之风：有防援人，为护官物，至夜打鼓。(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第16条)
政府如此频繁用鼓，寺院自然退避三舍矣。
北宋时，都市内商业更加发达，贸易日夜繁忙，宵禁逐渐被迫取消。宋太祖颁诏废夜禁，宋仁宗时又废街鼓。导致南宋时的青年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街鼓了：
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钟”乎？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
南宋以下，作为汉化佛教本土化的教派，禅宗大盛，并向普及化与世俗化发展。禅宗的寺院建置方式逐渐在全国推广，明代而还，几成寺院定格：山门殿与天王殿之间院内，必建钟鼓二楼：东钟西鼓，也就是左钟右鼓(以从天王殿面向山门为准)。鼓楼内悬有一个“大鼓”，配合钟楼的钟敲击，“晨钟暮鼓”。奇怪的是，钟楼的大钟，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夜里可以敲“幽冥钟”(夜半钟)，就是在白天，也可以应施主的祈求，由施主自己来敲击求福，笔者在杭州净慈寺就见过。可是，单独击鼓楼的大鼓来求福的，尚未见过。这似乎暗示着，鼓虽能与钟相配成组，究竟是后来的，还不能僭越以希图非分呢。
倒是在殿堂内的鼓，使用频繁。除了呗器中的鼓类器物，我们已经在前面介绍过以外，殿堂内单独使用的鼓，就是法鼓和茶鼓了。此二鼓设于禅宗寺院法堂内，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近现代汉化佛教寺院多沿用此种设置法，但在没有设法堂的寺院内，则将此二鼓安置在大殿。
萧默先生并引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卷三“禅教类”条：
天明开净，首座率大众坐堂；闻一通鼓，首座大众上法堂；二通鼓，知事赴参；……
证明寺院中用鼓集众。当然，用鼓集众，如我们前面引述过的，佛祖早有垂示，佛经中也早有击鼓集合的例证。不过，中国禅宗寺院用此，说不定还是从官府坐衙悟出：此种集众之法可以沿用呢。要注意的是，这个鼓是法鼓。
法鼓，汉译佛经中习见，例如：
又见佛子，定慧具足。以无量喻，为众讲法。欣乐说法，化诸菩萨。破魔兵众，而击法鼓。(《法华经·序品》)
今佛世尊，欲说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击大法鼓，演大法义。(《法华经·序品》)
惟愿天人尊，转无上法轮。击于大法鼓，而吹大法螺。普雨大法雨，度无量众生。我等咸归请，当演深远音。(《法华经·化城喻品》)
此经中的“法鼓”这个专名词，大约是用来翻译梵文中的Dharma-dundubhi这个词语的，显然指真正的鼓，比喻释迦牟尼佛说法。可是，中国南北朝以还，诗文中也经常使用“法鼓”：
法鼓琅以振响，众香馥以扬烟。(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
法鼓朗响，颂偈清发。(南朝宋·谢灵运《山居赋》)
清霄飏浮烟，空林响法鼓。(南朝宋·谢灵运《过瞿溪山僧》诗)
雷乘法鼓，树积天香。(北朝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
潮声迎法鼓，雨气湿天香。(唐·沈佺期《白鹤寺》诗)
两廊振法鼓，四角吟风筝。(唐·李白《登瓦官阁》诗)
这些诗文中的“法鼓”，有的还是指佛说法。可是唐人注《昭明文选》，李周翰就在《游天台山赋》我们前引的那两句之下作注说：“法鼓，钟也。”此后，直到清代，注家翕然从之。如倪璠[fan 凡]《庾子山集注》卷十二中，注《佛龛铭》那两句，依然说：“法鼓，钟也。”这就说明，一则，把“犍稚”译作“钟”，如前所述，是总括性的译法。唐代人也知道古代南亚次大陆原始佛教没有那么多响器，因而想当然地认为，经中的“法鼓”指的就是钟啦。二则，唐代寺院中用钟不用鼓，因而自然而然地认为法鼓就是钟啦。
可是，后来的寺院中，法鼓就肯定是真正的鼓啦。连带来说，茶鼓自然也是鼓。它们的用法，则如《敕修百丈清规》卷八所说：
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并击之。击鼓之法：上堂时三通，小参一通，普说五下，入室三下。皆当缓击。
茶鼓长击一通，侍司主之。
斋鼓三通，如上堂时，但节会稍促而已。
普请鼓长击一通。
更鼓早晚平击三通，余随更次击，库司主之。
浴鼓四通，次第候众击，知浴主之。
已上宜各有常度，毋令失准。若新住持入院，诸法器一齐俱鸣。
以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要补充的是：佛殿廊下有时也立一鼓，为斋、浴、普请(全寺一起到寺外参加农林副业劳动)时击鼓用。此外，为已故僧人送葬时，也击普请鼓；高僧忌日上堂诵经追悼时，也击法鼓集众。现当代的城市中的寺院内，由于大部分僧人已经佩戴手表，又有电铃等设备，所以击鼓之法往往只在说法集众时使用了，所谓“鼓声才动，大众云臻”者是也。
需要说明的是，茶鼓乃是汉化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创造。众所周知，饮茶是中国人的发明。僧人特别爱饮茶，连茶圣陆羽都是佛寺出身。饮茶与坐禅关系密切。茶鼓，则是召集僧人用茶的，乃寺院专用：
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北宋·林逋《西湖春日》)
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赭圻城。(南宋·陈造《县西》)
咏此二诗，宋代佛寺于傍晚敲茶鼓之情状，声声入耳，历历在目矣。
宋代以还，禅林有在鸣鼓会茶时介绍新来挂搭的僧人的常规：
抚州明水逊禅师在法云侍者寮时，道林琳禅师挂搭。方丈特为新到茶。逊躬至寮请之。适琳不在，有同行与琳联案，曰：“汝去。俟渠来，我为汝请。”逊去，僧偶忘之。斋后鸣鼓会茶，琳不到。圆通问曰：“新到在否？”趣请之。琳到，圆通令退坐榻立，众前责曰：“山门特为茶，以表丛林礼数。因何怠慢，不时至？”琳曰：“适闻鼓声，忽内逼，趋赴不前。”圆通呵曰：“我鼓又不是巴豆，击著尔便屎出！”逊前白云：“是某忘记请之。某当出院。”时同行出众曰：“不干侍者与新到事，是某不合承受，为渠请，偶忘记。某当代二人出院。”圆通高其风义，并宥之。(《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
这则故事，生动地显示出会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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