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皇家园林都出现在政治中心，是首都或陪都的苑囿，那么，私家园林除建在政治中心外，更多的分布在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尤其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更是集中在经济繁荣、文人辈出的大江南北一带。

　　私家园林的出现，稍晚于皇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私家园林性质的两个园子，都在西汉时代。其中一个叫兔园，是汉武帝的叔叔梁孝王刘武的私园，园中有石堆的假山，有平地开掘的池塘，还有许多宫观分布园中，完全像是皇家园林的样子。另一座园子是大富商袁广汉的园子。袁广汉是有家童八九百人的百万富翁。他的园子东西宽四里，南北长五里，石头堆起的假山高十多丈，连绵数里，还有高阁长廊。园内养了许多珍禽怪兽，奇花异草，在园内走半天，也不能游遍，和皇家园林相比，只有大小的区分，内容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从这两个园子的规模来看，远比现存的私家园林要大得多，也豪华得多。据说，袁广汉的园子，后来被汉武帝没收了，果真如此，说明皇家园林规制森严，不允许民间有所超越。这和后来一些私家园林中，假山太高怕逾制招来杀身之祸，因而筑成又拆低的传说是一致的。清代乾隆时的权相和珅，被嘉庆治死的罪状之一，就是在他的私园中，出现了模仿皇家园林中的景物。后世私家园林中风格朴素、建筑不能彩绘、高度受一定限制等等，除去财力达不到以外，恐怕更主要的就是受到规制的约束。在这样的约束下，私家园林走向另外一条发展的道路，这便是寄情山水、追求隐逸、藏多露少、外卑内宏的格局。当私家园林在这一条道路上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反过头来又影响到皇家园林的造园时，清代皇家园林中就出现了许多模仿私家园林的园中之园的情景。

　　模写自然山水的私家园林的出现，与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绘画中的山水画、文学中的山水诗的兴起与发展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时期，豪门望族和地主的造园活动，又和他们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庄园风貌相结合。从当时“别业”、“别墅”、“山居”等等名称中，可以推想这时私家园林的内容和形式。有关园内景色的记载也大都是山林野趣、田舍风情。如西晋大臣石崇的著名金谷园，就是：“去城十里，忽高忽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渔池、土窟。”这座称为“别庐”的园中，宅舍临清流而建，各种树木多至万株，“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恰似一幅田园风景画。

　　稍晚于石崇的谢玄，是东晋指挥过淝水之战大获全胜的名将，因病去官后，曾在会稽构筑过山间别墅。他的孙子谢灵运，即南朝大名鼎鼎的山水诗人，也托病弃官，回到他祖父营构的别墅居住，写了一篇《山居赋》。赋中有这样两句话：“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京都宫观游猎之盛，无疑是指皇家的苑囿；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却完全是一座有山水景物的庄园。这座庄园“傍山带水，尽幽居之美”。根据其他记载，里面有两面临江、可以登高远眺江景的楼阁和其他一些点景建筑。值得注意的是，这不只是一座私家园林，还带有自然山水园林的意味。

　　石崇的金谷园建在洛阳附近，地处北方；而谢家的山居，却在浙江绍兴一带。魏晋南北朝这种园林的兴起，与当时的政治局面有关。石崇和谢氏祖孙建园，都有一个逃避现实的因素，石崇最后也没有能幸免杀身之祸。有着同样目的而在浙江山水之间隐避的当然不止谢氏一族。洛阳和江浙一带都是后来私家园林蔚然成风的地区。

　　隋唐时期，私家园林和风景园林都有了发展。山庄形式的私园，仍然不断出现在自然山水之间。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著名的画家、诗人王维的辋〔wǎng网〕川别墅，就是景点众多、花木繁盛并可以经营的庄园。这座位于长安郊外的辋川别墅，其前身是另一位大诗人宋之问的兰田山庄，经过两位诗人的营构，再加上他们以这里景物为题材而咏唱的诗篇，不但声名远播，而且和众多的自然山水园一起成为当时和后世造园的向往模式。它对于那些没有自然山水可以凭借而必须平地构造园中人工山水的林园也提供了一个模写的对象，于是唐宋便兴起了写意山水园。

　　宋代的私家园林，因为有一本《洛阳名园记》的记述，所以我们了解比较具体。书中所写虽只限于洛阳一地，但它记载的20个园子是比较清楚的。其中，有的以花木为主题，可称为花园；有的池亭台榭掩映在竹树之间，专供游赏；有的紧靠住宅，可称为宅园。这本书的作者是北宋人李格非，他为这本书写的跋语，是一篇著名的文章，题为《书洛阳名园记后》，文中回顾了唐代洛阳繁盛的园林毁于五代时战争动乱的情景，并从中得出结论：天下的治乱，洛阳的盛衰是标志；洛阳的盛衰，园圃的兴废是标志。以此来警策那些追求享乐、忘记天下治乱的身为公卿大夫的园主们。

　　宋代私家园林留存到现在有址可寻考的，有北宋苏州的沧浪亭，主要建筑沧浪亭，是明代重建的；有南宋绍兴的沈园，这里发生过爱国诗人陆游爱情悲剧故事，虽只残存一角，仍然受到重视。

　　元代的私家园林，因为有苏州狮子林遗存着一角残山，尚能窥见到当时叠山技艺的一斑。狮子林由于元代几位著名山水画大家的参与设计兴造，影响很大。元代的绘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山水画，笔墨技法已经达到最成熟的阶段，在当时绘画成就影响下的园林，更趋于画境。

　　明清时代，私家园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以池山为主体的园林特征基本定型，一方面各种造园的理法论述相继出现，这些都是在大量造园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和明清的山水画家以模拟宋元山水画家笔法为能事的情况一样，此时私家园林的陈式也在形成。

　　明代，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园林，从文字记载到实物遗存都是比较丰富的。明末，计成园林专著《园冶》的出现，第一次总结了古代园林艺术的系统理论。但是，《园冶》所总结的是私家园林。这要比记述汉代宫城园囿的著作《三辅皇图》晚1000多年。计成以优美的语言论述了造园的理论和手法，几乎涉及到园林艺术的各个方面，对建筑装修等都附有图样，这是第一本，也是古代唯一的一本园林艺术的专著。作者著《园冶》的年代，正是明末清初江南造园的高峰期。差不多同时，另一个在造园艺术中影响较大的画家石涛也活跃在造园实践中，至今还留有他所设计的片石山房假山。这一时期，可说是名园频出，但是私家园林的造园高潮期，还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几乎与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的兴建同步。

　　自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开始，乾隆曾六下江南。这一行动，刺激了江浙私家园林的飞跃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要数扬州的园林。

　　扬州地处运河和长江的交汇点，自隋唐以来，就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又是食盐的集散地。清初，扬州既是经济中心，又是文化的中心，富有的盐商们在迎接乾隆南巡时，在扬州北门外瘦西湖两岸直至平山堂山下，大造园林，形成“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局面。深隐城内街巷中的私家园林，与展现于郊野河湖两岸的园林，有着全然不同的旨趣，盐商们在经营上的竞争，在园林修建中反映了出来。圆明园把江南园林成组地仿建在御苑之中，盐商们却花费重金向随侍的太监们收买御苑中的景物图样，重现在瘦西湖上。当时就有：“杭州以湖山胜，扬州以园亭胜，苏州以市肆胜”的定评。但是扬州园林的鼎盛期犹如昙花一现，不久便都衰败了。这是由于铁路交通的变化，扬州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地位，以财力为支柱的园林，也就再没有能恢复到乾隆时代的盛况。

　　作为全国知名度最高的风景园林杭州西湖，已被古代诗人们一再咏唱，称赞得无以复加了。五代、南宋都曾在杭州建都，并在这里兴造园林、寺庙、佛塔，确把西湖周围装点得十分妩媚。加上这里的一景一物都有着动人的故事和传说，或和历史人物有关系，便更加令人神往。西湖上有许多有名的坟墓，其中首推岳坟，其次还有妓女苏小小墓、高士林和靖墓、英雄武松墓、辛亥革命烈士秋瑾的墓。西湖中的两条长堤，其中白堤是为纪念做过杭州刺史的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政绩，由原名白沙堤改称的；苏堤是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调集民工构筑的。清代浙江巡抚阮元疏浚西湖的淤泥，堆成了湖心小岛，被称做阮公墩。西湖经过历代经营，已成为自然湖山中造景的模式。乾隆在北京西郊兴造清漪园时，昆明湖就是完全模仿西湖挖成的，包括分布在西湖岸边的庙宇和桥堤。长期以来，人们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称赞江浙一带的这两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苏州和杭州。除了它们的殷实富足以外，风景园林的优美，当是主要的因素。苏州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私家园林集中、享誉中外的园林之城。苏州园林也成为古代私家园林保存最多、规模最大、品类最全、艺术价值最高的代表。

　　寺庙园林也是中国古代园林中的一种。佛教自东汉传入以后，佛寺兴起。道教自东汉末年形成，道观由早先的迎神或登高观望的建筑也逐步衍化。寺观建筑丰富了园林景物的内容。北朝时代的佛教寺院，在北魏时杨衒之写的《洛阳伽蓝记》中，反映得相当充分。当时洛阳城内外就有寺庙1367所，其中不少寺庙，就有池台花木之胜的园景，有的本来就是贵族的宅园改作为寺庙的。至于南朝寺庙的盛况，可从一首唐诗中窥见一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廓山村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题为《江南春》的绝句，既概括了南朝佛寺的兴盛，又将自然风光经寺庙点缀后的景色，烘染了出来。但是以寺庙建筑点缀园林的最佳景物，应数佛塔。

　　佛塔是印度窣堵坡(坟墓)和中国固有的楼阁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它的形式极为丰富多彩。至今，各个朝代的塔，依然装点着祖国山河大地上的各种类型的园林。在寺庙园林中，塔更是突出的景观。在皇家园林中，有清代北海琼华岛上的白塔，静明园玉泉山上的玉峰塔、妙高塔，颐和园内的多宝琉璃塔，避暑山庄内的永佑寺塔等等。在自然风景园林中，有杭州西湖的保俶塔，钱塘江边的六和塔，扬州瘦西湖的白塔，它们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园林景物。就是已经塌毁的西湖上的雷峰塔，至今，人们仍然怀念落日余晖下“雷峰夕照”那耐人寻味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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