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团林立，是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一大特色。早期华侨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农村，他们长期依附于土地，自给自足，聚族而居，乡村中的祠堂，往往成为族人的活动中心，祭祀祖先成为族人的主要活动。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异乡飘泊，面临的种种困难往往要比在家乡经历的严重得多，生存的本能迫使他们更要依靠在家乡时的各种社会组织，彼此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于是，各种类型的社团就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逐渐形成了“侨团林立”这样一个东南亚的社会景观。

　　侨团的雏形是寺庙和义山。

　　当人们活着的时候，为着祈求神灵祖宗保佑，就为观音菩萨、土地神“大伯公”、航海神妈祖等早在家乡就崇仰的神修寺建庙。这些寺庙既是人们精神支柱之所在，也是人们聚集的地方。有些华侨死后，因贫病、因鳏寡，后事没人料理。出于同胞宗亲情谊，就会有一些人领头出面购置山地为公共坟场，即义山、义塚，以安葬死者。同宗同乡能同眠一处坟墓，在冥间不致成为孤魂，对于生者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1650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华侨修建了“观音亭”，它可能是东南亚最早的一座华侨寺庙。1775年，观音亭改名为“金德院”，是印尼现存最古的一座华侨寺庙。1673年，马六甲华侨修建了“青云亭”，也是奉祀观音的庙宇。至于公共坟场，巴达维亚的“唐人义塚”是1650年出现的，是东南亚最早的华侨义山之一。这些寺、庙、亭、宫、义山、义塚是后来许多按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华侨社团的最初形式。

　　18世纪末，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侨团出现。

　　宗亲会馆，是血缘性组织，是一个姓氏或多个姓氏宗亲成员组成的社团，一般称为馆、堂、总会、公所等。1819年新加坡成立的“曹家馆”是最早成立的宗亲会馆，尔后成立了如“南洋唐氏总会”、“琼侨邢氏总会”等一大批按侨居地(南洋)或按祖籍省城(琼，即海南岛)的同姓氏组成的侨团。也有几个姓氏合组一个社团的，如雷、方、邝合组“溯源堂”；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后来赵云在古城入盟，四姓联宗，在东南亚华侨中就有刘、关、张、赵四姓的“古城会馆”。

　　同乡会馆，是基于共同地缘而建立的社团。这类社团相当复杂。虽然地缘相同，即同乡，但这个“乡”大小不一，同乡同镇自是同乡无疑，但有的是同县、同州、同府、同省，充其量只能算作“大同乡”了。还有跨省、跨县或一省一州一县内的因同方言、同宗、同乡的关系而分别组成社团的。广东会馆、福建会馆、中山会馆等社团从会名即可知它的地缘情况，可谓一目了然。冈州会馆是广东新会县侨胞的社团，新加坡“义安公司”是广东潮州籍华侨最早建立的同乡社团，它们用的是古地名。新会古称冈州，潮州古为义安郡，因而得名。同乡社团往往和方言群结合，而且更注重方言的共同性。如1888年新加坡成立“丰永大公司”，它是由广东丰顺、大埔和福建永定三县的华侨组成的，上述三县在地理上并不同州府，但由于都是讲客家方言的地区，属同一个方言群，因此也结成了同乡社团。

　　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新加坡，存在着以宗亲、同乡或方言群体为中心的所谓“帮”。大帮是：广东省的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南省的海南帮，福建省的闽南帮、兴化帮、福州帮以及三江帮。三江帮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浙江、江西三省籍人士组成。以帮划线，形成不同的群体，及至后来成立综合性的大社团时，理事名额也按帮分配。

　　同业公会，是业缘性组织。华侨，尤其是早期华侨的谋生手段包罗万象，行业众多，为了维护自身从事的各行业的利益，行业相同的人们组织了各种经济性的同业公会。1868年新加坡的“北城行”是较早出现的一个同业公会，供奉北城侯鲁班先师，是广东籍的建筑工人的行业组织。其他如米商公会、树胶公会等等都是。

　　除上述血缘、地缘、业缘性的社团外，还有一些其他性质的社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慈善社团，如泰国曼谷的华侨报德善堂(1887年)、天华医院(1905年)即是。它们施医赠药、济贫恤孤、创办学校，促进宗教和文化活动的开展，为侨居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服务，信誉很好。

　　进入20世纪以后，东南亚侨团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侨团不仅数量增多、会员人数增加、社会影响和贡献增大，并且逐渐超越了帮派的鸿沟，出现了超地域、超帮派、超行业的社团组织：总商会、总会等。它们的出现表明华侨社会日益成熟、华侨的团结日益增强，侨团也已从分散、各自为政、为局部利益服务的小团体逐渐过渡到维护华侨社会的整体利益。

　　最早的中华总商会是1904年在马来亚吉隆坡、雪兰莪和菲律宾马尼拉成立的，原名叫华人(或中华)商务局。在20世纪初各地纷纷成立的商会、总会中，最有影响的是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该会是在清政府商务部劝导下成立的。它维护华商的经济权益，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歧视政策，并且起着联系华侨社会、清政府和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1921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马来亚各地的中华总商会一道成立了“马华商联会”就是一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总商会出面召集了有118个侨团参加的“侨民大会”，宣布成立支援祖国抗战的“筹赈会”。在新加坡筹赈会的影响和带动下，东南亚各地纷纷成立类似的抗日救亡团体，并在此基础上，于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领导机关，它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东南亚的综合性侨团还有“巴城中华会馆”(1900年，印尼)、“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23年，马来亚)等。

　　形式不同、性质各异的侨团，是随着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它是华侨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两手空空，离乡背井，移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碰到困难时，凭着同乡关系，凭着共同的方言，“亲不亲，家乡人”，家乡组织雪里送炭，使他跨过了异乡生活的第一道难关；当这个人融入侨居地社会后，他仍然可以从各类侨团得到这样或那样的支持和帮助。当然，这个人也会把给予自己支助的社团看成是“家”，会给予回报，并且通过这些社团联系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履行一个侨民对祖国的义务。

　　侨团和自己所代表的群众有着血肉依存的关系，因此充满着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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