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七条使国家安定的原则以及六种使国家致乱的错误做法，以此来警戒君王。其中安术中赏罚、祸福、死生、尺寸等都属于韩非法术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善恶、贤不肖、愚智、无意度、有信等都属于韩非刑名学说的重要内容，二者皆与老子思想相通。其中特别提到“存亡在虚实”，而“虚实”一词特指君王之握有实权与否；文章最后指出“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所谓“忠心”，即忠于心，谓君王决策要师心自用，即独断，从中可以看出韩非学说的立足点。
安术有七，危道有六。
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
危道：一曰，断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治世使人乐
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左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饥寒去衣食，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则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责已尽。则下对“无有“；无有，则轻法。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鹊尽巧；拂耳，则子胥不失。寿安之术也。病而不忍痛，则失扁鹊之巧；危而不拂耳，则失圣人之意。如此，长利不远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此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故齐万乘也，而名实不称，上空虚于国，内不充满于名实，故臣得夺主。杀，天子也，而无是非；赏于无功，使谗谀以诈伪为贵；诛于无罪，使伛以天性剖背。以诈伪为是，天性为非，小得胜大。
明主坚内，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于远者无有。故周之夺殷也，拾遗于庭，使殷不遗于朝，则周不敢望秋毫于境。而况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法，去之而思。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重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有七种，使国家危乱的途径有六种。
安定的方法：一是赏罚根据是非；二是福祸根据善恶；三是生死根据法律；四是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判断；五是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六是衡量事物有客观标准而不凭主观猜想；七是守信用而不欺诈。
危乱的途径：一是砍削木材偏到准线以内，即循私枉法；二是任意裁决，不依据法令；三是用别人的祸害谋划；四是用别人的灾祸取乐；五是危害别人的平安生活；六是喜欢的人不亲近，厌恶的人不疏远。如果这样，人们就失去了乐于生存的前提，失去了害怕死亡的条件。人们不乐于生存，君主就受不到尊重；不害怕死亡，法令就不能实行。
假使天下人都能在法令范围内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在法令范围内竭尽力量，用来打仗就能取胜，用来治国就能安定。太平社会使人乐于生存去干好事，爱惜身体不做坏事，小人少而君子多。所以江山长存，国家久安。在狂跑的车子上不会产生孔子那样的智者，在倒扣的船只下不会产生伯夷那样的廉者。所以法令就是国家的船和车，平安时智慧和清廉的人才能出现，危乱时争夺和贪鄙的人就会蜂起。所以给国家带来安定的法律，像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一样，是不用命令而自然需要的。先王把法令书写在竹帛上，它的道理顺应了客观规律，所以后人都能信服。如果让人们去掉饥寒时吃饭穿衣的自然需要，即使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做不到；违背客观规律，即使沿用先王之道也行不通。强制人们去做勇士也做不到的事，君主就得不到安宁。君主以永不满足的贪欲去搜括已被搜括尽的民众，民众就会回答说“再也没有了”；民众一无所有，就会轻视法令。法令是用来治国的，一旦被轻视了，君主的功业就不能建立，名声就不能获得。
听说古代名医扁鹊疗治疾病时，插入刺骨的刀子；圣人挽救危国时，进献逆耳的忠言。刀子刺骨，所以身上一时疼痛，自己却能得到长远好处；忠言逆耳，所以心里暂且难受，国家却能得到长远利益。因些，危重病人从疼痛中得到好处，勇猛刚毅的君主为得福不怕进言的逆耳。病人忍住疼痛，所以扁鹊能竭尽技巧；君主不怕进言的逆耳，就不会失去伍子胥那样的忠臣；这是长治久安的方法。生病了却不能忍住疼痛，扁鹊的技巧就无法施展；危险了却害怕进言的逆耳，圣人的忠心就无法进献。这样一来，长远利益就不能传留后世，功名就不能永久建立。
君主不要求自己像尧，却要求臣下都像伍子胥，这好比巴望殷人都像忠直的比干那样，都像比干那样，君主自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失，臣下自然不会背弃君主。君主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下面又有田成子那样图谋篡权的臣子，还要巴望他们都像比干，所以国家得不到一点安宁。假如圣君被废，暴君得立，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发挥长处，却要时常为短处所忧虑。失掉了长处，国家就建不起功业；拘束在短处里，民众就不再乐于生存。用没有功业的国君驾驭不乐于生存的民众，这在全国百姓中是行不通的。像这样的话，君主就无法役使臣下，臣下就无法侍奉君主。
国家的安危在于君主能否分清是非，而不在于强弱。国家的存亡在于君主是徒有虚名还是握有实权，而不在于臣属的多少。所以，齐国是大国，但由于名不符实，君主在国内被架空了，名位和实权都已旁落，所以臣下得以篡夺君位。桀是天子，但没有是非观念；对无功的人给予奖赏，使阿谀奉承的人凭着欺诈手段得以尊贵起来；对无辜的人横加刑戮，使驼背的人因为先天不足而被剖背。把欺诈当成正确的，把大生缺陷当成错误的，所以小商得以战胜大夏。
明君巩固内部政权，所以不会被别国所灭亡。如果国家内部治理得不好，却又不被别国所灭亡的，从来不曾有过。所以周朝夺取殷朝的政权，就像在庭院内捡到别人的东西一样容易。假使殷不在朝廷上丢失了什么，那么周人连殷境内的一根毫毛也不敢觊觎，何况敢于改变君位呢？
明君的治国原则是适合法制的，这种法制适合民心。所以，贯彻法制，国家就能治理好；脱离法制，民众就会思念。尧和当时的国民并没有订立牢靠的盟约，但治国原则能够行得通；舜没有立锥之地留给后代，却结下了恩德。能够把古代尧舜作为榜样来确定治国原则，并把恩德永久留传给后代的君主，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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