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五年（南燕太上五年，409）四月至翌年二月，东晋中军将军刘裕率军攻克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灭亡南燕的战争。

此战，刘裕善于料敌，利用燕军恃强弃险的失误，乘机攻击，以车制骑，在广固内城攻坚战中，又采取久围待其疲而后攻之的方略，将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心相结合，稳扎稳打，掌握主动，一举获胜。

东晋元兴二年（404），刘裕起兵击败篡晋称帝的桓玄。次年，拥戴晋安帝复位，控制东晋朝政。南燕主慕容超见东晋内乱，从义熙二年（406）起，多次派兵袭扰东晋边境，南下攻掠淮北。彭城（今江苏徐州）以南晋民，纷纷筑堡自卫，抗击南燕军。时南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慕容超信用奸佞，诛戮贤良，赋役苛重，激起民众强烈反抗。

刘裕为抗击南燕，外扬声威，遂欲挂帅北伐。时朝臣多劝阻，刘裕不从。五年四月，自建康（今南京）出发，率舟师溯淮水入泗水。五月，东晋军至下邳（今江苏邳州市南古邳镇），留下船舰、辎重，步行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所过皆筑城，留兵守卫，以防南燕骑兵袭后。

刘裕拟择捷径，自琅邪经莒县（今属山东），越大岘（今沂山）直趋临朐（今属山东）、广固。大岘山高70丈，周围20里，上有穆陵关，峻狭仅容一车通过，号称“齐南天险”。刘裕部下担心南燕军控扼大岘，或坚壁清野，则此行不仅无功，且将不能自归。刘裕认为，慕容超等贪婪，无深谋远虑，必不能守险清野。遂督兵急进。六

年二月初五，刘裕下令四面攻城，燕军难以抵御，开城投降。慕容超仅率数十骑突围，结果遭擒，被杀于建康，南燕亡。

刘裕在击灭南燕的作战中，最高明的战略指导是善于从敌我双方政治、经济、自然地理等诸多方面权衡优劣，做出相应的作战决策。比如刘裕从分析燕人“不知远计，近利掠获”的心理状态中，定下了越大岘险山、直冲燕军京师的战略；针对燕军骑兵众多、机动和突击力强，长于平原作战的特点，采取以车战为主，配合以步、骑兵制胜的方针。既以车阵阻挡了骑兵的冲击锋锐，又发挥了车兵、步兵以弓箭矢石与长矛杀伤敌人的威力。

使车战这种已从战国之后很少再成为战场的主要作战形式，又于特定的环境中，重新显示了它的异彩，体现了古代兵法“兵无常形、水无常势”的用兵法则。在深入燕境之后，刘裕便采取了以军事打击为主与政治上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他一方面安抚百姓；一方面招降燕军官吏，使南燕的一些重要大臣、将吏不断投向晋军，每日归附的百姓也多达千人以上。这使燕军的士气受到严重的打击，军无斗志，人心思降，终于使自称拥有“铁骑万乘”的南燕君主慕容超，成了坐困孤城束手待毙的孤家寡人。

慕容超愚笨无能，缺乏应有的战略远见，也是促成晋军获胜难得的客观因素。南燕并非没有谋臣战将，像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桂林王慕容镇、将军贺赖卢等都曾极力向燕主慕容超提出过颇为高明的战略决策，但均被慕容超弃之不用。若南燕能够按照公孙五楼提出的扼守大岘，阻敌深入，精骑沿海南下，切断晋军粮道，再以骑兵两面夹击的作战方针行动，那么东晋能否如此顺利地击灭南燕，无疑又当别论。

由此看来，从相对意义上讲，慕容超弃险不守，纵敌入岘，固守京城广固，将腹心要害地区拱于让于晋军错误的作战指导，几乎成了南燕战败偶发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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