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称：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外文名称：Arnold Joseph Toynbee

别名：汤因比

国籍：英国

出生地：伦敦

出生日期：1889年4月14日

逝世日期：1975年10月22日

职业：历史学家、哲学家

毕业院校：温切斯特学院、牛津大学

信仰：基督教

主要成就：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代表作品：《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展望21世纪》

前妻：罗莎琳德·默里(1890~1967)

后妻：维罗尼卡·汤因比(1894~1980)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由于他的伯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也叫阿诺德·汤因比，为了区分两者，人们通常都称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

汤因比曾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1911年获学位。后短期在雅典的英国学院求学，此一经历促成他关于文明衰落的哲学萌芽。

求职与创作

1912年他成为贝利奥尔学院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1915年为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1919年他代表出席巴黎和平会议后，在伦敦大学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腊研究教授。

他于1921年~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后将此经历写成《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于1922年发表。1925年他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史研究教授，并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

报刊评论

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而与爱因斯坦、史怀哲与罗素并列。"

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思想，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

阿诺德 约瑟夫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他出生于伦敦的历史学世家，毕业于牛津大学。先后任职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和英国外交部等机构，1919年和1946年分别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平会议。1926年起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一直任职到1953年为止)，1947年3月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1955年退休，辞去伦敦大学教职，他专心致力写作，《历史研究》等一系列代表性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2016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汤因比著作集》，囊括了《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文明经受考验》、《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从东方到西方：汤因比环球游记》六部代表性著作。本文选摘自《从东方到西方：汤因比环球游记》。

“并且倒塌得很大。” 浩劫发生十一年之后，这些出自《圣经》的字句回响在行走于日本的西方游客耳边。在下注意到的震天动地的大事，并非日本帝国的陨落，亦非广岛和长崎发生的原子弹爆炸。那些都是历史事件了。败亡以前，日本帝国气势汹汹地扑入了中国、菲律宾、印度支那、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在日本国土上投下两枚原子弹的这一举动，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不管是战争习俗的历史，还是人类命运的历史。然而除此之外，1945年在日本轰然塌下的另有其物，那便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意识形态。正是这一崩塌，至今犹回荡在这片土地上。长崎已经得以重建，倘若事先有所不知，1956年你根本猜不出1945年在此曾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日本人民经历了战前心灵世界的崩溃后，留下的精神真空依然是一片空白。你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一真空的存在，而且不禁还要猜测会由什么来填补真空。想来可以确信的是，真空肯定会得到填补，既然大自然痛恨物质上的真空，同样也痛恨精神上的。

将某种过去的宇宙观一笔勾销，迄今为止，这对于日本人民而言仍是陌生的经历，因为日本处于汲取自印度和中国源头的宗教和哲学所组成的旧世界半当中。直到现在，日本还没怎么受到犹太家族衍生的那些宗教的影响。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管渗透到何处，都总是力图要彻底清除原有影响重新来过;尽管传统宗教仪式和信仰往往总是披上伊斯兰或基督教的薄薄外衣卷土重来，但西方世界皈依这些不容异说的犹太系宗教之后，造成的思想传承上的断裂却是1945年以前的日本和1949年以前的中国从未遭受的。时至今日，在东亚摆布新艺术、新制度或者新理念一以贯之的做法，向来不是新陈代谢，而是让新旧并行不悖。东亚人并不抹去旧事物并在原地上安顿新事物，他们总是保留原有的东西，总能为新旧事物找到相应空间并排摆放起来。

举例来说，设想一下布罗姆斯格罗夫这个地方恰好位于日本而非英国。在今日英国，布罗姆斯格罗夫只不过是个地名，别无他物，甚至住在那儿的人都不会留心这个地名的词源，布罗姆斯格罗夫当今的生活也完全不会让当地居民联想到其由来。但假如布罗姆斯格罗夫恰好地处日本，地名中所记录下来的一切仍然会在今天保持活力。果园会依然矗立于此，在当今居民眼中依然神圣，以木头材质建成的当地战神布罗的神社将依然完好无损，和一千四百年前世界宗教 到来时别无二致。待到木质逐渐腐朽之际，虔诚的人会逐一更换木材。当然，如今和这座远古神社比肩而立的，会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堂——或者更准确点，是中古的佛教寺院，假如我们要想象布罗姆斯格罗夫被移植于日本背景之中的话。但寺庙和神社和平相处，友好共存。把这一世界宗教带到布罗姆斯格罗夫的佛教传教僧人做梦也不会想要把布罗的果园砍伐殆尽或者打倒当地神明的形象(如果本来有的话)。他会告诉他的皈依者，他们的祖先神明实际上是大乘佛教众多神明中一个小角色显灵，被提前派来为佛祖开路。古老的本土神社中的神明，会作为年轻的当地寺庙的荣誉护卫者而被赐予正式地位;神社的宫司和寺庙的主持彼此间会有很好的交情。老早以前就心照不宣地达成协议，举办宗教仪式的财务收入应该五五分成。婚礼在布罗的神社举办仪式，费用归宫司;葬礼在寺庙举行，费用归主持。异教和佛教并肩幸福地共同生活。

一百年前，日本人民的领导者决定放弃他们先辈的闭关政策，毫无保留地全盘采纳现代西方文明实用的一面，那时候他们尚未准备好放弃他们传统的精神生活。他们要如何处理这分层沉积的异教(神道教)、佛教和儒教呢?他们融合儒家伦理道德和神道教仪式，形成一种相当人为造作的新混合体，其忠诚奉献的中心要点就是崇拜天皇。古代仙人神话说日本是“神国”，永远不受侵犯，命中注定有朝一日会统治世界，这些神话都被赋予了官方学说的地位。对所谓的日本国家命运的崇拜契合了19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思想倾向，在偷袭珍珠港之后的那一两年时间里，这些政治神话当中哪怕是最荒唐夸张的部分，也似乎正逐步成真。因此当军事时运急转直下之后，最终一败涂地的结局给在世的日本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强烈震动。神话被事实驳倒了。日本武装强人激怒了比他更强的人，并且终究向其低头认输。天皇本人告诉他的国民，自己并不是神。不出多少时日，整个精神世界便化作云烟。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新的精神愿景呢?这是日本人如今仍在努力解决的心灵问题。

日本秩父神社

战后的日本是个耐人寻味的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在于战后世界一些主要问题正以一种尖锐的形式困扰着日本，从而凸显出了此等问题的内在性质。当今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同祖先传下来的宗教传统的联系，结果陷入了精神困境。日本深受这一世界通病之苦，而且苦痛程度之高非同一般。日本三大传统信仰——神道教、佛教和儒教——似乎都已丧失了对日本人头脑和心灵的控制。

神道教是一种原始宗教，发端自丰收崇拜，后来被征用作为某种宗教纽带，为政治上效忠于以天皇为化身的国家服务。接受过希腊和拉丁古典教育的西方人会发现，神道教在两个方面令人熟悉：对日本村民农业宗教的细致描绘，在圣奥古斯丁关于罗马宗教相应层面的著名记述中有迹可循;在1945年遭受到重大失势的日本国家崇拜，几乎就相当于崇拜被早期基督教会殉道者所摒弃的女神罗马和男神恺撒。作为丰收崇拜，神道教现在依然是日本水稻耕种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本，种植水稻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活动，同时也是一个宗教仪式，必须为履行仪式而进行栽种，无论水稻是否恰好是当地所耕种的最有利可图的作物。只要日本农民还在种植水稻，表现为农业形式的神道教就会继续在村庄神社和农舍神龛中沿袭下去。然而，如今每位日本农民的儿女们多数不得不离开田地，到城市里谋求生计——或者谋得半份生计。年复一年，日本农夫的人数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当农夫变成城市劳工后，其农业宗教的习俗很快就终止了。因此，在将来越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日本，农业神道教前景并不看好。

政治上的神道教更是已经严重丧失信誉;它同将日本带入1945年灾难的政权联系密切。不过，即便没有导致日本人民遭受这一巨大不幸，政治神道教恐怕也会发现自己难以为继。神道教自身的神话同现代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一旦日本就现代科学开启了心智，时过境迁，它也几乎无法保持其政治理念和设想一直封存在陈旧的防水舱里与世隔绝。确实，要不是政治神道教成为了牢不可破的国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不可能在19世纪日本人接受现代文明之后，还能将这一意识形态强加到日本人民头上。1868年明治维新后，这个旧传统被修葺一新，但新版本充其量也不过是仿造的产物。不管怎样，传统——任其真实也好，虚假也罢，到了1945年就给打破了;现在看来也不大可能不动声色就重新建立起来。

汤因比出生在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其父哈里‧汤因比(Harry Toynbee)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热心的社会工作者;其母莎拉‧马歇尔(Sarah Marshall)是英国早期获得大学学位的女性之一，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伯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这位伯父也叫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年~1883年)，汤因比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他这位早逝的伯父而起的。在这样良好的家庭背景下，汤因比从小就热爱历史，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这些都为他在历史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一代历史学巨匠奠定了基础。

哲学思想

　　历史研究的文明史学观

汤因比坚决反对历史学界盛行的根据国别研究历史的做法。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比国家更大的文明。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通过概括希腊、中国和犹太等文明的主要特征，汤因比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演变的模式。他认为，人类各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规律。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不过，文明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是是停滞不前的。在旧文明中生成起来的新生文明会比旧文明有所进步。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文明的相互接触

汤因比认为，各个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恰恰是相互接触的。文明的相互接触包括同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和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中的接触。在汤因比看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好奇心刺激着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历史，这是促使历史学家们发现和解释的动力。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通过分类，判断什么是真实的、有意义的。而且，在研究事实时必须抓住要点，并加以比较。和对历史的决定论的解释不同，汤因比相信，人类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地选择，可以学会如何做出选择。只要学会同超越人类的现实达成和谐关系，人类的这种选择就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实现政治与精神的统一

汤因比指出，在过去的五百年中，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人类并没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样的发展，而是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现在，人类已经有力量终结人类历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悬崖边的人类必须迅速觉醒、调整方向，才不至于跌落万丈深渊。人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目标、思想和行为，这是人类继续存在下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汤因比看来，由于过去五百年中西方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关系的网络。当代人类正共同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汤因比期待并预言人类将在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实现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但是，他强调，这一巨大变革必须以全人类的平等为前提，以自主的方式加以实现，而不是继续以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去实现。西方将把它过去五百年中的主导权转交给新兴国家。

中国在历史与未来的作用

汤因比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尽管历经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但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然，值得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像汤因比这么期待中国对世界的和平、统一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西方思想家寥若晨星。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问汤因比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说他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的中国新疆。汤因比对中国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主要著作

汤因比有六部代表性著作，分别是《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世界和西方》、《人类必须抉择》、《汤因比论汤因比》。这其中，可以把两部最主要的代表作:《历史研究》和《人类与大地母亲》看作一个单元。前者为历史哲学思想，后者则偏重于历史叙述。当然，二者都是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并且，他们还相互印证。《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哲学思想以《人类和大地母亲》中所描述的历史事实为事实依据，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概括得出;《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所描述的史实则以《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描述人类历史。《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世界和西方》和《人类必须抉择》为一单元。这三部著作集中展现了汤因比对人类现当代文明的思考、忧虑和对人类未来的谋划与憧憬。《汤因比论汤因比》为一单元。这部以对话录集成的著作是汤因比在生命末年对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自我总结和介绍，对于理解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很有助益。

《历史研究》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

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首先，从时间上看，文明社会最多只不过三代，历史进入文明阶段也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而人类历史至少已有30万年。两者相比，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的2%，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其次，从价值上看，如果与原始社会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

从这些界定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展望21世纪》

《展望21世纪》是根据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和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关于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先后出版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本。

本书分为《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共三篇十二章，论及的问题极为广泛。两位作者纵贯古今，横跨全球，追溯过去，着眼当代，展望未来，从宇宙天体、生命起源、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国民经济、社会福利、政治制度、领导选择、军备竞赛、和平战争，一直到未来的世界大同，几乎探讨了人类社会、当代世界所有最迫切的问题，并对未来世界作了预测和展望，还谈了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

　　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汤因比也直言不讳地预言：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国文明将一统世界。

　　阿诺德汤因比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试图以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揭开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直到1973年，时已暮年的汤因比依旧没有停止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探索。在不断出版新作的同时，汤因比与当时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两年的漫谈式对话，主题是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汤因比和池田，一个是西方人，一个是东方人，互相抛开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狭隘和隔阂，在精神自由的海洋里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未来学式的全景探索。在这场漫谈中，汤因比透露了对21世纪中华文明的无限期望。

汤因比

　　1，西方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

　　可能让池田略微感到失望的是，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亚，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汤因比心仪的东方文明，不是在那个时代经济上升和物质繁荣、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而是依然在“文革”中徘徊、物质生活依然相当贫乏的中国。尽管面对一位日本文化界的顶级名人，汤因比也直言不讳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路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等国。

　　汤因比坚信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才能避免民族国家因为狭隘国家利益追求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的灭亡。而人类社会要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没有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国家来统一西方世界，而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恰恰是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和灭亡之后西方历史发展的主线。而西方文明在过去几百年对世界的武力征伐将世界带入到一个统一的经济市场，西方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促进了全世界各个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而自强。因此西方世界在经济和科技上影响了世界，在政治上却完全无法为世界建立一个整合和统一的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国家”。西方不仅无法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而西方本身内部都无法统一。

　　阿诺德汤因比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

　　而在未来人类的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中，汤因比也非常不看好西方的民主模式。池田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很深的东方学者，坚信未来世界的统合的方式应该是根据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原则和人民自愿的原则，因此世界民主是统一世界的关键。而汤因比作为文明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则以穿透五千年历史的深邃眼光指出，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的民主协调，那么人类社会很可能在无尽的争吵和争端中走向衰落，而这样的漫无边际和漫天要价的民主进程很可能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迈出任何一步之前，人类就在工业化的无止境扩张中灭亡了。汤因比非常睿智地指出，人类历史上长时间的和平和“世界主义”国家从来都不是出现在民主协商之中，而民主的雅典恰恰在民主内部争端中而走向衰亡。

　　汤因比的观点特别值得我们在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深思，西方式的民主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变迁，曾经是人类制度文明象征的西方民主制度现在已经逐渐僵化和腐化，成为西方前进的障碍，以至于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后民主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如果再把西方的日渐势衰的多党竞争民主移植到“世界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来，那就真的要贻笑大方了。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已经让人们看到100多个民族国家一旦利益发生分歧，任何一个微小的协调都是多么困难，更遑论要建立一个世界政体和世界国家了。

　　的确，20世纪后半期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生灵涂炭的教训，人类无论如何也是在向进步文明的方向上发展，汤因比当然知道现在的人类不能再像过去的帝国那样依靠武力来统一，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武力统一就意味着人类同归于尽;而人类也绝对不可能依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来实现统一，那样人类恐怕还没有完成世界整合过程的百分之一，就面临着过度工业化和环境的空前灾难了。而西方文明在汤因比眼里看来是无法主导人类未来方向的文明，美国更是以罗马帝国“暴力征伐”的特征而演化成为一个军事主义的帝国，而这在汤因比——这个对人类古代的军事化文明多有研究的智者眼中，绝对是一个衰朽的文明的先兆。那么世界出路在哪里?

　　2，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在和池田的对话里，汤因比给出了完整的答案：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为什么汤因比会有这样的看法?汤因比在与池田的对话中自我总结了八点原因：

　　一、中国在漫长的21个世纪里，尽管也多次经历过混乱和解体，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

　　二、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恰恰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

　　三、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

　　四、在儒家和佛教思想中都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

　　五、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恰恰是中国的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六、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以及反对针对自然和环境世界的统治和征伐欲望。

　　七、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民族已经显示了，亚洲人同样可以在西方人领先的领域赶上和超越西方人，例如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日本人所显示的卓越超越能力那样(那时候在1970年代，中国崛起的序幕还远远没有拉开)。

　　八、日本人和越南人在西方人的优势和霸权面前，展示了勇气和信心，日本人在经济领域，越南人在军事领域都展示了巨大的勇气(汤因比这里指的是越南战争)。因此这再次证明了亚洲人未来是可以领导世界的，关键是要将这样的勇气和信心转移到人类历史和人类新文明和和平建设领域。

　　3，中国应对人类文明尽更大责任

　　汤因比坚定地认为，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在政治上则是民族主义，因此西方征服世界的后果是各个非西方国家都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主义模式，因此全球越来越有政治统一的需求，因为通过工业和技术的全球扩散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下一步的关键就要看中国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因此在汤因比眼里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里的文明既含有古代文明帝国的意思，也含有文化情感纽带的深刻联结的意思。汤因比的观点的确再次证明了中国从本质上是文化的概念，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

　　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因此汤因比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汤因比在上世纪70年代的论点非常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阅读发掘，站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复兴的高度去认真审视，这是一项无比重要的工作。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中国在GDP总量上跃居世界第二。

　　在21世纪，中国经济将创造奇迹，“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也将担当起在后西方时代提升人类文明的伟大责任。中国并不排斥学习西方，相反还要加大学习西方的力度，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努力革除弊政，修正本身文化中不符合现代化的因素，同时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不断发掘、研究、建构、阐释和再阐释中华文明中能够提升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因子。一个文明高阶段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更不是盲目崇拜古代的一切，而是在一种人类文明更高阶段结合现代因素的文明复兴运动。因此中华文明必定是要联结现代性的因素才能在更高的阶段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世界大同。中华文明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改革精神，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以及中华文明和平世界主义的天下世界观，中华文明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注定将照亮整个21世纪，促进人类世界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方向发展。

　　公正地说，西方在崛起的阶段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体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等现代思想资源，西方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世界影响是深远的，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正好就体现在善于根据时代而不断吸取先进思想，而在学习和容纳的过程中又不迷失本位自我，最终将外来的先进思想转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无限扩张，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物壮则老，水满则溢”的阶段了，西方文明每往下走一步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文明的衰落在西方文明上得到充分体现。而积极吸收了西方个体思想、个体公民权、法治思想和功能分化的中国，可以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多方面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崭新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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