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白晋

外文名：Joachim Bouvet

别 名：白进、明远

国 籍：法国

出生地：法国勒芒市

出生日期：1656年7月18日

逝世日期：1730年

职 业：传教士，数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

信 仰：天主教

主要成就：推动中西文化交流

代表作品：《古今敬天鉴》《康熙帝传》《中国现状》

清朝时法国的著名传教士白晋简介 白晋对康熙的评价

白晋(Joachim Bouvet)，又作白进，字明远。年轻时即人耶稣会学校就读，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尤其对数学和物理学兴趣浓厚。于清康熙二十六年来到中国，是一位对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代表作品：《古今敬天鉴》、《康熙帝传》、《中国现状》。

著名传教士白晋的大事记

1656年7月18日耶和华传教士白晋生于法国勒芒市

1678年10月9日白晋加入耶稣会

1687年7月23日耶稣会士白晋成为法王选派第一批六名来华耶稣会士之一

1687年7月23日，白晋成为法王路易十四选派第一批六名来华耶稣会士之一。在出发前，他们被授法国科学院院士，并负有测量所经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和传播科学之任务。

1693年7月4日白晋、张诚两人进献的奎宁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

1693年7月4日，白晋、张诚两人进献的奎宁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为了酬谢他们的功劳，康熙帝命在皇城西安门内赐地建房，作为传教士的住宅。同时，康熙皇帝为招徕更多的法国耶稣会士，任命白晋为特使出使法国，携带赠送法国国王的珍贵书籍四十九册，回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

1730年6月28日法国传教士白晋卒于北京

1730年6月28日，法国传教士白晋卒于北京，享年74岁。之后遗体也安葬在正福寺墓地。他一生的事迹充分证明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真挚的传教精神以及耶稣会士们普遍具有的政治才能。就他个人性格而言，他是一个温厚诚实、忠顺可靠的人，就算有时对别人不满，也决不诽谤别人;他与人为善，因此总能和周围的人友好相处，从而总是能够很好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

　　白晋评价康熙：

他天赋极高、博文强记、智力过人、明察秋毫。他有处理复杂纷繁事务的刚劲毅力，他有制定、指挥、实现宏伟规划的坚强意志。他的嗜好和兴趣高雅不俗，都很适于帝王的身份。他为人公正，伸张正义，倡导德行，爱护臣民。他具有服从真理的性格以及绝对抑制情欲的克己之心。诸如此类高贵品德，不胜枚举。此外，在日理万机的君王中，能如此爱好艺术并勤奋学习各门科学的也不能不令人惊讶。

康熙皇帝在政治上公正无私，按国法行事;在用人上任人唯贤，并把这些视为施政中严守的信条。因此，从未发生过因徇私情或出于个人利益而反对康熙皇帝的事件。康熙皇帝重视并严格选拔优秀官吏，监督他们的行动，这表明皇上平素对于臣民的仁爱之心。此外，当某省发生严重灾荒时，从他内心中表现出来的异常忧虑之情，充份说明他作为一国之主和国父的强烈责任感。

康熙皇帝为了了解国民的生活和官吏们的施政状况，时常巡幸各省。视察时，皇上允许卑贱的工匠和农夫接近自己，并以非常亲切慈祥的态度对待他们。皇上温和的问询，使对方甚为感动。康熙皇帝经常向百姓提出各种问题，而且一定要问到他们对当地政府官吏是否满意这类问题。如果百姓倾诉对某个官员不满，他就会失去官职，但是某个官员受到百姓的赞扬，却不一定仅仅因此而得到提升。

然而康熙皇帝却过著朴素的生活，就其衣著来说，令人丝毫没有奢侈浪费的感觉，这并非由于他爱财和吝啬。他虽然自己力求节俭，但对用于国家的经费却特别慷慨。只要是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即使支出数百万两的钜款，他也从不吝惜。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为了修缮官署，以及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商业发展，而治理河流、运河，建设桥梁、修造船只及其他类似的事业，他经常拨出钜款。由此不难看出，康熙皇帝的朴素生活，完全是由于他懂得节约的意义，也是由于他希望做一个为臣民所爱戴的君主和国父，所以努力为国家的实际需要积累财富。”

白晋在《康熙帝传》对他与康熙大帝的密切接触进行了回顾。他说，“皇上亲自向我们垂询有关西洋科学、西欧各国的风俗和传闻以及其他各种问题。我们最愿意对皇上谈起关于路易大王宏伟业绩的话题;同样，可以说康熙皇帝最喜欢听的也是这个话题。这样一来，皇上竟让我们坐在置放御座的坛上，而且一定要坐在御座的两旁。如此殊遇除皇子外从未赐予过任何人。”

白晋在《康熙帝传》中说，“肯定地说，这位皇帝是自古以来君临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之一，从许多方面来看，他都与陛下极其相似。”

著名的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

十七世纪后半叶，随着法国殖民势力在海上上升为统治地位，第一批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的、五位基督教传教士，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浙江宁波港，白晋便是其中一位。由于他们是以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的身份到中国来，因此这也是中法外交关系的开始。在路易十四眼中，这些耶稣会士们担负的主要职责是搜集那些罕见的中文书籍、开展天文测试。他们于1688年到达北京，白晋和张诚一起留在康熙帝身边，深得康熙的喜爱。作为一位来华的耶稣会士，白晋在康熙的直接安排下，对《易经》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研究，这是前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事情。

白晋(1656-1730)年轻时候就读于耶稣会学校，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他很早就开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并对其十分推崇，求学期间，他就产生了到中国去传教的愿望。1697年，白晋返回法国，在巴黎做了一次演讲，其中他把《易经》视作是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样合理、完美的。他认为《易经》这本书“蕴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六年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白晋已经写出了研究中国典籍的著作《天学本义》，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他提到了《易经》，说“秦始皇焚书，大易失传，天学尽失。”他的书的目的在于恢复天学。此时，白晋研究的内容已经涉及到《易经》，但是还没有完全集中在《易经》的研究上。

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曾召见另一位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进宫辅助白晋一起研究《易经》，这是目前发现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的最早的文献。

康熙一直十分关心二人研究易经的情况，多次问及此事，甚至对白晋研究《易经》给予具体的指导，告诫他“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也不要敷衍了事。”不过，作为一个外国的传教士，要想读懂《易经》并非易事。

在梵蒂冈图书馆现存有关于白晋和傅圣泽研究《易经》的情况记录，他们在对《易经》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白晋对其中的算术和几何成就感兴趣，傅圣泽去把精力集中在道教上。

至于康熙皇帝为什么热衷于让传教士们研究《易经》，张西平先生在《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一书的序言当中认为，康熙皇帝安排白晋研究《易经》“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图的”。

康熙皇帝从刚即位时的汤若望和杨光先的历法之争开始，就对西方的科学有了兴趣，他请南怀仁为其讲授天文和数学，张诚、白晋等又在他身边给他讲授几何学。康熙五十年二月，在和直隶巡抚赵宏燮论数时，康熙说，“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这段话说明康熙把对数学的兴趣和中国的典籍《易经》联系了起来。表明了康熙的“西学中源说”思想。

“西学中源说”是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对清初的思想和学术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安排白晋研究《易经》之前，已经有了“西学中源说”，康熙已经有了《易经》为西洋算法之源头的想法，这也是康熙对待当时的中西文化冲突所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策略，所以说他安排白晋研究《易经》是着这强烈的政治意图的。

白晋作为耶稣会士有一个重要的身份——索引派的主要成员。白晋为了坚持利玛窦的政策，就采取索引派的路线，企图从《易经》等中国古籍中寻找神迹。他认为通过对《易经》的研究，发现了一条让众人了解中国正确哲学的可靠道路。他认为让中国人皈依天主教，没有比向他们展示天主教如何符合他们祖先的法则与他们的主导哲学更适合的办法了。然而，教区的反对派却认为，这样的话中国倒成了天学之源。要求白晋对所有上交给康熙的文稿都要进行审查，这中做法实际上是罗马教权对中国皇权的挑战。礼仪之争是康熙年间中西方关系中最重大的事件，对康熙的天主教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梵蒂冈和康熙的矛盾日益加深，入华传教士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康熙逐渐失去了对白晋研究《易经》的兴趣。但是，白晋作为索引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理论的建立直接得益于对《易经》的研究。索引主义的这种观点，成为中国和在欧洲的西方人，以比较的眼光来理解中西两种文化的手段，是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像白晋这样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研究、亲近皇帝、远离中国知识界，形成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的来华传教士，研究中国学问、找到中西的相同点，是其在华推行其传教目的的手段。而他们研究中国典籍与中国传统的方式是不相同的，这种有意识地不同，使得之后西方世界形成的易学，也不是沿着中国传统的方式发展。这种深刻的差异，体现了一种跨文化的意义。

耶稣会传教士白晋逝世

在287年前的今天，1730年6月28日 (农历五月十四)，耶稣会传教士白晋逝世。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又作白进，字明远。1656年7月18日（距今361年）生于法国勒芒市。年轻时即人耶稣会学校就读，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尤其对数学和物理学兴趣浓厚。于清康熙二十六年来到中国，是一位对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白晋1678年10月9日入耶稣会，1687年7月23日为法王路易十四选派第一批六名来华耶稣会士之一。在出发前，他们被授法国科学院院士，并负有测量所经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收集科学资料之任务。这批传教士以洪若翰神甫为首于1685年3月3日从法国布雷斯特东渡，经暹罗(今泰国)，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7月23日)夏，抵浙江宁波，请求在华永久居留。其中有一位神父被暹逻国王挽留，没有同行来中国外，其余五人最后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这五人即为洪若翰、李明、白晋、张诚、刘应。当时的浙江巡抚金宏以这些人无护照入境，咨文礼部，拟遣送回国。因当时任职钦天监的比利时教士南怀仁年事已高，康熙正物色新人接替，遂批准他们进京。白晋和张诚(J.F.Gerbillon)两位神父当即被康熙帝留京供职，其他三人则获准前往各省自由传播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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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张诚等进宫，进献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仪器，包括带测高望远镜的四分象限仪、水平仪、天文钟，还有一些数学仪器。康熙非常喜欢，下令置于宫内御室中，并传旨白晋、张诚学习满语，9个月后学成。白晋、张诚在向康熙讲解所进仪器的使用的同时，还向他讲解一些天文现象，并介绍了法籍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1625～1712)和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德拉伊尔(Philippe de Lahiere，1640～1718)观测日食和月食的新方法，并绘图加以说明。白晋还将法王路易十四之子梅恩公爵送给他的测高望远镜转呈给康熙皇帝。

1690年，张诚、白晋等系统地向康熙讲授过几何学和算术。张诚、白晋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后来，白晋、张诚的满文讲稿整理成册，并译成汉文，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这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本《几何原本》，而汉文本则收入了《数理精蕴》。

1691年，根据康熙皇帝的要求，白晋和张诚曾准备讲欧洲哲学史，但因康熙患病不能用功而未能按计划进行。他们看到皇上很想了解人体组织及其机能动因，以及在这些组织中发生的那些有益作用的原理，所以又决定讲授人体解剖学。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7月4日，白晋、张诚两人进献的奎宁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为了酬谢他们的功劳，康熙帝命在皇城西安门内赐地建房，作为传教士的住宅。同时，康熙皇帝为招徕更多的法国耶稣会士，任命白晋为特使出使法国，携带赠送法国国王的珍贵书籍四十九册，回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白晋辗转于水陆，至1697年3月才抵达布雷斯特，5月回到巴黎。当时，在法国只有23册汉文书籍，因此白晋带回的这套汉文书籍让路易十四感到非常欢喜和惊奇。白晋于该年出版《中国现状》与《康熙皇帝》两本书，分别献给了勃艮第公爵夫人和路易十四。白晋将康熙皇帝描绘为另一位太阳王，以此博得路易十四对康熙的好感，从而获取其对传教区进一步的财政和人力的支持，亦即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去中国并支付年薪。路易十四慷慨地答应了这一请求，同时授权白晋花一万法郎为康熙皇帝准备礼物。

一切就绪之后，1698年3月，“安菲特利特”号载着一行9位耶稣会士自拉罗舍尔起锚驶向广州，除白晋外，其余8人分别是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利圣学(Jean-Charles Etienne de Broissia)、翟敬臣(Charles Dolze)、南光国(Louis Pernon)、马若瑟(Joseph Hennry Premare)、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颜理伯(Philibert Geneix)、卫嘉禄(Charles de Belleville)。

在此之前，白晋已经安排另外几名耶稣会士先期离开，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quet)和卜嘉(Gabriel Barborier)于1698年1月乘“拉泽兰”号离开布雷斯特，并在路易斯港换上了“拉邦”号舰船，与已经在该船上的其他3名耶稣会士会合。加上他们在印度时，又有两名法国会士结伴来中国，这样，白晋此行共带回了15名耶稣会士，其中的不少人在汉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们于1699年返回北京，并携来法国国王回赠的一批名贵雕刻。

白晋这次出使的巨大成功，深得康熙皇帝的赞许。皇帝任命他为皇太子的辅导老师。白晋和康熙皇帝有着同样的见解，他们希望找到儒教与天主教的共同点，从而使得中国人能够接受并改信天主教。据说，康熙皇帝本人曾宣称自己要信仰天主教，并使得全中国人民也将改信此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们都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全力以赴，只是最终并未成功。当时，白晋努力从“四书五经”中寻找天主教传说的痕迹，通过研究，他认为自己已经从中国古典书籍中发现了天主教初传的记载，于是他和两个同道一起写了《古今敬天鉴》一书。

1705年，罗马教皇特使铎罗，为颁布教皇“礼仪”的禁令来到中国，康熙皇帝大为震怒，下令将其逐出北京。但皇帝认为教皇的错误决策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又听信了坏人的谗言。于是打算派白晋前往罗马，向教皇解释。后由于与铎罗的意见严重分歧，康熙下令将白晋召回，未能成行。

康熙皇帝与西方传教士接触后，在学习使用天文、数学仪器的过程中，对大地的测量产生了兴趣。但康熙关于测绘全国地图的设想，首先萌发于平定三藩之乱时。在战争中地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地图粗略模糊，有的甚至错误百出。据《张诚日记》记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1690年1月26日，康熙要求张诚介绍俄国使团的来华路线，张诚按照西方绘制的地图给他讲述，他发现地图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尤其是中国东北部分过于简略粗疏，由此决心依靠传教士用西方的测量技术绘制一张全国地图。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底，白晋奉命与雷孝思(1663～1738)﹑杜德美(1668～1720)等人带队从长城测起，对长城各门、堡以及附近的城寨、河谷、水流等进行了测量。1709年1月，他们返回北京，带回一张约15英尺长的地图。之后，又有费隐等人加入。这一次白晋等人率队测绘长城以西，即晋、陕、甘等省，直至新疆哈密一带。其余的传教士也被派往各省测量绘制《皇舆全览图》，白晋等人还参加了最后的汇总工作，这项任务历时九年才最终完成。经康熙审定后，1718年绘制成《皇舆全览图》及各省分图。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完成的大地测量。这次测量中统一了长度单位，发现经度长度上下不一，证实了地球是扁球形。

1730年6月28日(雍正八年)白晋卒于北京，享年74岁。之后遗体也安葬在正福寺墓地。他一生的事迹充分证明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真挚的传教精神以及耶稣会士们普遍具有的政治才能。就他个人性格而言，他是一个温厚诚实、忠顺可靠的人，就算有时对别人不满，也决不诽谤别人；他与人为善，因此总能和周围的人友好相处，从而总是能够很好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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