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崔造

字 号：字玄宰

所处时代：唐朝

民族族群：唐人

出生地：博陵安平

女 婿：权德舆

崔造是什么人？唐朝大臣崔造人物生平简介

少涉学，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引为宾僚，累至左司员外郎。与刘晏善，及晏遭杨炎、庾准诬奏伏诛，造累贬信州长史。

朱泚之逆，造为建州刺史，闻难作，驰檄邻州，请齐举义兵，遂调发所部，得二千人，德宗闻而嘉之。及收京师，诏征造至蓝田，以舅源休明逆伏诛，上疏请罪，不敢即赴阙。上以为知礼，优诏慰勉，拜吏部郎中、给事中。贞元二年正月，与中书舍人齐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时京畿兵乱之后，仍岁蝗旱，府无储积。德宗以造敢言，为能立事，故不次登用。

造久从事江外，嫉钱谷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两税钱物，委本道观察使、本州刺史选官典部送上都;诸道水陆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并停;其度支、盐铁，委尚书省本司判;其尚书省六职，令宰臣分判。乃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诸道盐铁、榷酒等事;户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诸道两税事;宰臣齐映判兵部承旨及杂事;宰臣李勉判刑部;宰臣刘滋判吏部、礼部;造判户部、工部。又以岁饥，浙江东西道入运米每年七十五万石，今更令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委两浙节度使韩滉运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其淮南濠寿旨米、洪潭屯米，委淮南节度使杜亚运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

诸道有盐铁处，依旧置巡院勾当;河阴见在米及诸道先付度支、巡院般运在路钱物，委度支依前勾当，其未离本道者，分付观察使发遣，仍委中书门下年终类例诸道课最闻奏。造与元琇素厚，罢使之后，以盐铁之任委之。而韩滉方司转运，朝廷仰给其漕发。滉以司务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复以滉为江淮转运使，余如造所条奏。元琇以滉性刚难制，乃复奏江淮转运，其江南米自江至扬子凡十八里，请滉主之;扬子已北，琇主之。滉闻之怒，掎摭琇盐铁司事论奏。德宗不获已，罢琇判使，转尚书右丞。

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师，德宗嘉其功，以滉专领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造所条奏皆改。物议亦以造所奏虽举旧典，然凶荒之岁，难为集事，乃罢造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贬琇雷州司户。造初奏太锐，及琇改官，忧惧成疾，数月不能视事。明年九月卒，年五十一。

崔造: 我何时能升官？相士: 在你痛哭的那一天!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这首诗《竹枝词·白帝城头春草生》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所作，刘禹锡祖籍洛阳，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政治家，805年他参与永贞革新，意图打击宦官、抑制藩镇，结果失败，与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等人一起被贬谪远郡，历尽坎坷。

刘禹锡在白帝城时，他的好友原宰相韦执谊之子韦绚也来到白帝城，跟从刘禹锡学习，朝夕相处。后来韦绚追记刘禹锡在白帝城的谈话，辑成一书，起名为《刘公嘉话录》。这本书记载了很多刘禹锡讲的朝廷轶闻、文人轶事及民间传闻，甚至卜祝，童谣等内容，有些很有传奇色彩。今天我们就摘取一个有趣的故事，聊做谈笑之资。

唐德宗时期有个宰相叫做崔造，虽然比刘禹锡大个几十岁，但也像刘禹锡一样，是个意图改革的革新派，尤其擅长搞经济。他起初是如何发迹的呢?《刘公嘉话录》上有个故事。

在崔造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他就非常有才华，尤其好谈经济之略。当时与他一起郊游的还有三个青年才俊，被称为“四夔”。夔是什么意思呢?夔是个人，是舜帝时的贤臣，后来人们把贤能出众的人美称为“夔”。后来崔造到洪州做官，主管洪州的是曹王，曹王很欣赏他，于是向朝廷上奏，举荐他为洪州副使。曹王是唐德宗的亲戚，并且是有功之臣，他的请求没有不被批准的。

但崔造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到底自己能不能被任命呢?恰好当时洪州有个姓赵的算命人，据说预测事情很准。崔造于是前去问卦：“曹王上报我为副使，能不能批准?”算命人很干脆地回答说：“不能。”

崔造心里一惊，心想难道此事要泡汤?于是赶紧又问：“那最终结果怎么样呢?”算命人回答说：“副使虽然没有，却能得到一个刺史，不久公文就会到。”崔造自然不信，自己怎么会直接当上刺史呢?又追问了一次，回答说：“必定如此，你要去地方我也知道，但不能说。”然后这个算命人又告诉了崔造公文到达的具体时间，并且预言，在那一天崔造一定会先吊唁，然后再庆贺。

崔造心中顿时一惊，因为算命的人所说的日子，正是他亲人死亡的忌日，岂不正好是先吊唁，再庆贺?崔造这次有点相信了，他对算命的人说：“您如果言中了，我给您一百千钱，说的不对，则要用鞭子轻轻打五下，可以吗?”算命人呵呵一笑：“我不要钱，只要一间竹屋。”话说的越来越奇怪。

崔造又问：“你看我有没有当宰相的命?”回答说：“有。”“需要多长时间?”算命人郑重地回答说：“您做官一任或两任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任。”

听闻此言崔造半信半疑，于是打道回府等候去了。转眼就到了崔造家里忌日这一天，因为很多同僚都听说了这件事，于是这天大家一起来到崔造家，等待验证此事。他们先到江边的亭子里，祭奠崔造的亲人。等到仪式结束，大家一齐注视着江北，看看有没有人从北方送来消息。

一直等到酉时，只见一船从北边驶来，船上是州里送信的人。船快靠岸了，崔造叫人问船上的人：“有人事任免之事吗?有崔员外升做副使的批文吗?”船上人回答说：“没有，却有任命崔造为虔州刺史的公文在此。”岸上众人顿时大惊失色，崔造更是惊喜交加，整个过程竟和算命人说的一样，先祭奠悲伤而后欣喜庆贺。

第二天，崔造将这件事告诉了曹王，曹王给算命的人一百千钱。算命的人不要，于是崔造为他建造了一间竹屋，他很高兴地搬进去住了。崔造也到虔州走马上任。

后来发生泾原兵变，崔造当时为建州刺史，听闻兵变的消息，驰檄邻州，齐举义兵，去保卫唐德宗，唐德宗对他很是嘉许，将其召入朝廷，后来果真官至宰相。

这仅仅是《刘公嘉话录》中的一个小故事，里面的人物虽然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有很多夸张演绎的成分，不过作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读物还是很不错的。

牛李党争的历史背景：揭秘牛李党争出现的原因

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 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最终以牛党获胜结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

牛李党争的背景

政治

唐太宗时期，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

武则天时期的高压政策，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昌宗一派。姚崇、宋璟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

天宝年间，唐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执政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权力衰落，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

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被进一步破坏。“民主”的缺失，为牛李党争提供了政治前提。

经济

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培养了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朝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渗透到政治斗争中，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因此，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的丧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个人争权夺势的发展。

军事

主词条：藩镇割据、安史之乱

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总兵力近50万。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其行政工作及权力由中央官署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以致不仅管军事，还拥有行政、财政、供应等权力，并把权杖伸向中央政府。

736年，牛仙客以兼领朔方节度使和河东总管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将领势力打入中央政权的开始，并开了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与牛仙客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领陇右和河西两节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带兵权，以抵御藩镇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牛仙客、李林甫死后，宰相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安禄山的矛盾渐趋激化。最后，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战乱平定后，形成了中央与藩镇对立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拥兵自重的目的无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因此必然施加其对中央的控制。

786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行政权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张，因遭到以浙西节度使韩滉为首的节度使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唐顺宗时王叔文、王伾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藩镇将领的反对。唐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也因要攻打淮西节度使而被平卢节度使的刺客刺杀。这时的皇帝和中央政权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又常常使失势的宰相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只是让他们出任一方节度使;而得势的节度使反而又入朝为相。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更加助长了中央与藩镇、中央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的斗争。升为宰相者为保相位极力勾结部分官僚、宦官。甚至一些地方节度使，互为表里，竭力抑制出为节度使的政敌再度入朝为相;出为节度使者，则利用在地方上的权势肆意聚敛财富，买通中央一些官僚、宦官，联合某些节度使互为声势，处心积虑地想恢复失去的相位。皇帝大权旁落，又无力控制局面，致使党争愈演愈烈。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因此，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宦官集团

主词条：南衙北司、二王八司马、甘露之变

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宦官专政是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学界把这场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然而，如果把“南衙北司”之争用于安史乱后到宪宗诸朝，还有其准确真实的意义;如果再用于宪宗以后诸朝，就不太符合历史实际了。因为透过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南衙”(官僚)已经完全为“北司”击败。牛李党争的两派官僚集团，已经完全依附于宫廷中宦官势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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