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爱新觉罗·奕訢
外文名：Aisin Giorro Yi Xin
别 名：鬼子六，太岳，乐道堂主人
国 籍：中国(清朝)
民 族：满族
出生地：北京
职 业：政治家、外交家
主要成就：与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 洋务运动的中央主要代表
王 爵：和硕恭亲王
谥 号：恭忠亲王
旗 籍：满洲镶蓝旗
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鬼子六简介
爱新觉罗·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堂主人，清末政治家、洋务运动主要领导者，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道光帝遗诏封“恭亲王”。咸丰年间，奕訢于咸丰三年(1853年)到咸丰五年(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奕訢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与英、法、俄谈判，并且签订了《北京条约》。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驾崩，奕訢与两宫太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被授予议政王之衔。
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到光绪十年(1884年)，奕訢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期间虽在同治四年(1865年)遭慈禧太后猜忌被革除议政王头衔，但依旧身处权力中心。光绪十年(1884年)终于因中法战争失利被罢黜，史称“甲申易枢”。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善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才再度被起用。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初十日(5月29日)逝世，谥号为“忠”。其孙溥伟袭封恭亲王爵位。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奕訢出生，与咸丰帝(奕詝)属异母兄弟。但奕詝生母孝全成皇后早死，是奕訢的生母静贵妃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皇四子奕詝。奕訢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无异于亲兄弟。道光十七年(1837年)，入上书房读书，奕訢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拜状元翁心存为师。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訢乃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经典10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功课为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儒家经典，诗文，武功骑射。
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奉道光帝命，迎娶热河都统桂良之女为嫡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属意恭王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恭王的补偿，况且恭王福晋并非桂良爱女，而仅为侧室所生的庶女之一。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訢，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訢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丰帝乳母(已尊为康慈皇太妃)去世，失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益疏远。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帝下令在妃子园寝内为恭亲王之母静贵妃修墓，亲令静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恭亲王争储失败。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启锦匣，内有御笔两谕，一为“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一为“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丰。
宦海沉浮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咸丰帝授奕訢为十五善射大臣。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咸丰帝将指原庆郡王府给奕訢为府邸。此府原为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府邸。八月十五日，咸丰帝驾幸奕訢海淀别墅 “朗润园”，为之题园名，山、水、亭、轩之名，并赐诗一首，极示关切之意。奕訢有答诗一首。是月，奉旨管理正蓝旗觉罗学事务。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奉旨管理中正殿、武英殿事务。九月九日，命奕訢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京城巡防事宜。十月初七日，奉旨在军机处行走，从此打破清代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祖制。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初二日，长女生，嫡福晋瓜尔佳氏所出。是月，奉旨添派管理三库事务，并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四月，奉旨补授宗人府右宗正。六月，奉旨调补镶黄旗汉军都统。九月，奉旨升授宗人府宗令。又授为阅兵大臣，调补为正黄旗满洲都统。咸丰五年(1855年)，奉旨总理行营事务。二月，奉旨赏穿黄马褂。七月初一日，其母孝静成皇后(即静太妃)病重，奕訢为之请求咸丰帝晋封皇太后，咸丰帝含糊答应，奕訢即传旨册封，咸丰帝不满。二十一日，即葬生母康慈太后之次日，奉旨罢免一切职务，回上书房读书，仍令内廷行走，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奉旨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又命管理镶红旗新旧营房事务。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五日，单衔具折反对咸丰帝派耆英去天津参予议和;主张天津谈判不要一味示弱，英法联军如敢登岸，应令“兵勇合击 ”;建议密令粤绅罗惇衍激励乡兵攻广州，廉兆纶捣香港。五月初五日，奉旨与惠亲王、惇郡王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擅自回京的耆英。十三日，单衔具折，反对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与英法所议条约中关于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重申以战迫和之议。是月，奉旨管理雍和宫事务，又奉旨补授阅兵大臣。八月初四日，得长子，咸丰帝赐名载澄。
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补授为内大臣(侍卫处次长官)。十二月，奉旨补授为管宴大臣。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訢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訢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亲王议政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列强之国的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自此，总理衙门取代理藩院，成为专门的外事机构，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訢协助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军机处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奕訢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訢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
兴办洋务
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訢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中国的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訢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奕訢获得“贤王”美称。
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訢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訢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訢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
同治三年(1864年)，奕訢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訢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訢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訢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奕譞还指责奕訢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訢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訢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訢办洋务，清廷中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訢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慈禧太后利用了奕訢，也给予了奕訢巨大权力。但随着奕訢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恭亲王奕訢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击，使奕訢一直浮浮沉沉。
几起几落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訢，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太后命令查办，七日就以其目无君上，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訢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同治八年(1869年)，奕訢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 ，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日，奉懿旨与户部尚书宝鋆办理同治帝大婚筹备事宜。九月十九日，奉懿旨加恩亲王世袭罔替。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八日，奕訢等十重臣当面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同治帝大怒，斥奕訢：“此位让尔，何如?”二十九日，再力谏同治帝，同治帝发朱谕革其亲王世袭罔替，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日发布。八月初一日，两宫太后干预，赏还亲王世袭罔替。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奉上谕署理宗人府宗令。 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奉上谕暂署宗人府银库印钥。九月，奉旨派充玉牒馆总裁。 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初，晤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出面调解中日琉球争端。九月，奉旨管理正白旗满洲新旧营房并城内官房事务。 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二十五日，对来访的英国的公使阿礼国说：“中国人非不知电报、铁路、轮船、开矿之利，然主权不能自操，与中国无益，虽有不若无也。”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訢更为孤立。反复的浮沉磨平了奕訢往日的棱角，挫败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中法战争中，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訢“委靡因循”
奕訢晚年像
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訢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奉懿旨赏还亲王双俸。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奉懿旨，赏添头等、二等护卫各一员，三等护卫二员。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在王府中庆祝六十寿辰，请京中著名戏班演戏。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
晚年去世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奉懿旨，此次恭亲王承办庆辰典礼“妥慎周详”，赏给御书“锡福宣猷”匾额一方，御书长寿字一张等。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訢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訢的坚决反对。奕訢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訢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
恭亲王墓石牌坊
。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訢“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訢也表示反对。五月，奕訢一病不起，四月初十日病逝。终年66岁。谥“忠”，加恩进贤良祠，并入皇家太庙。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
齐胜：如果“鬼子六”当上了清朝皇帝 ！
清宣宗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 ，为清仁宗嘉庆皇帝第二子，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1782年9月16日)撷芳殿，嘉庆十八年(1813年)被封为智亲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7月25日继皇帝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
道光皇帝是清代唯一一位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公元1849年正月，道光在内外交迫中忧愁成疾。1850年正月丙午日，病情加重。他知道没有康复希望，便宣召载铨、大臣载恒、端华、僧格林沁， 穆彰阿等八大臣进宫，命令他们随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取下锦合，内有御笔两谕：先书“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后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并附有相应满文。中午，道光死于圆明园慎德堂内。终年69岁。其在位的30年，世界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业革命在19世纪初得到了蓬勃发展，对中国历史产生的重大影响的事件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发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英国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城墙”的一角，外面的人涌进来，看到了城墙里的小天地，里面的人被迫走出来，看到了城墙外更大的世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面临是困难又是机遇的时候，以道光为首的清廷做出了与日本的明治天皇一朝相反的选择。如果中国从道光帝开始，逐步了解世界新格局，并推进新的国策来适应世界潮流，那中国将会是另一番景象。上面表中道光帝资质、统驭、应变、机遇都是下等，也是对其客观的评价。
再看道光的立储，其四子奕詝与六子奕訢都是立储人选，但就文才武略而论，六子奕訢都大大超过乃兄，野史上称其“天资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他之所以最后未能继承皇位，据说是才华过于展示;而庸碌无能的奕詝， 则受老师杜受田密计，“藏拙示孝”，博得道光帝的好感，由此可见道光的昏聩。
清朝的皇子，要说名字，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概有玄烨(康熙)、胤禛(雍正)、弘历(乾隆)和溥仪(宣统)这几个，特别是玄烨，经常在电影、电视剧里被老太太孝庄皇后喊过来喊过去。这要是放过去，连导演加演员非得杀头、抄家、灭九族不行。皇族的名字岂是老百姓随便能喊的?但是到了清末，有一位虽然是皇族，权势也极大，就是名字不但被常被人喊，还让人给起了外号，这个人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奕訢。
说到奕訢，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是谁，但要说到恭亲王，一些人就明白了，说：不就是那个“鬼子六”么?是的。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道光帝临死前在正大光明匾额后边放下锦合，里边有御笔两谕，第一封先写给的就是奕訢，封他为亲王，然后才立奕詝为皇太子，足见道光帝对奕訢的重视。事实上，奕訢也应该比他哥奕詝能耐大，你看看清末他以议政王身份主政(其实就是内政外交权力集于一身)的那段历史，对内重用汉臣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镇压了太平天国，对外看清世界大势，发动洋务运动，可谓是头脑清醒、手段强硬、眼光独到、措施有方，比咸丰帝遇事就到热河避暑，急火攻心到早逝，强了不是一星半点。
据一些史料说，奕訢 “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前额宽阔，眉目清秀，鼻梁挺拔”。看这些记载，奕訢似乎长像不错。实际上照片中的他长得一点也不漂亮，面目中还带点苦相(姜鸣语)。见过恭亲王的老外说他：虽是麻子，但是仪表堂堂。我的理解是，他有一张气质还行的麻脸。
叫奕訢为“鬼子六”，一般的理由是说他为人狡黠精明，为人很“鬼”，再加上经常和“洋鬼子”打交道，是个“假洋鬼子”。这个“鬼子”应该和“日本鬼子”有所区别。大部分日本侵略者凶狠残暴，是名符其实的“鬼”。老百姓常把一些长像古怪的人称做鬼，所以有“长得像个鬼”的说法。也有长像古怪不被人称做鬼的，比如：达摩祖师反倒是佛。可见判断善恶并不能光看外表。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訢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訢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他儿子载淳(同治)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訢协助慈禧太后政变成功，被授予议政王。到这里，奕訢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又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如日中天。
在恭亲王奕訢及两宫太后的共同襄助下，同治帝在位期间的1862至1874年，适逢清政府与英法等国媾和， 太平天国被基本翦灭，国内外政治上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和谐时期，历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为“同治中兴”。 然而，恭亲王奕訢的政治生涯并非波澜不惊，毕竟他曾是继大统者的有力竞争者，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同治帝和实际统治者两宫太后(特别是西宫太后慈禧)都对这位“才能卓著”亲王抱有戒心。1865年4月，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以贪腐为由上书对恭亲王进行弹劾。此时距叔嫂联手翦除“八大臣”仅过了3年多的时间，恭王奕訢年方32岁，正踌躇满志欲图施展宏图报负。翰林院编修，本职工作主要是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实际上其重要作用在于培养人才，类似于现在的实习生。然而，就是这样一封上书，竟引起慈禧太后极大的重视，她亲笔拟了一份别字连篇的懿旨，称“恭亲王从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命革去议政王、军机大臣及其他一切差使。然而，这似乎有幕后指使的事件，并没有使慈禧太后达到目的。由于受到全体王公及军机大臣的反对，慈禧太后最后只能收回成命，但奕訢议政王大臣的头衔仍被革去。1874年8月，经同治帝批准，圆明园复建工程开工。以恭亲王为首的朝廷枢臣，认为内乱方平，西北未定，朝廷收入拮据而重建工程浩大，财政不堪重负，连续上奏反对。至27日，同治帝与君臣发生激烈冲突，以至刚愎而幼稚的同治帝对着臣下大喝：这个位子让你怎么样?引得殿下众臣人人惊愕。9月11日，同治帝亲写诏书，打算以“跋扈离间母子，欺朕之幼，奸弊百出，目无君上，天良何在”的罪名，尽革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文祥、沈桂芬等十重臣之职，差点引发有清一代绝无仅有的政坛风波。最后，还是两宫太后出面进行平息，垂泪于同治帝面前，使其收回成命。上面两次风波中，似乎是以恭亲王为首的朝廷重臣占了上风，然而，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借机将整个军机处开缺，让奕訢等人闲赋回家，直到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在当时两位政坛领袖李鸿藻、翁同龢的同请下，才重新起用奕訢。然而经过十年的岁月的煎熬，当年勇于任事、有所作为的恭亲王已经垂垂老矣，思想趋于老化和保守，甚至在戊戌年间，他更是多次谏言，反对变法，以致新派人物，将这位曾经倡导变革的老前辈，看成阻碍维新的死对头。然而，他对光绪帝的谏言：“对主张变法的人，要慎重，不可轻信小人言也”,后来的事实证明似乎确有道理。
我一直对清末的这段历史抱有憾意。以奕訢之才华和能量却斗不过慈禧太后，主要原因一是女人手段的确高明，二是正统思想深入人心。如果奕訢当上了皇帝，就没有后来的同治、光绪和宣统这些傀儡皇帝，通过变法图强，中国历史或许又将是另外一种走向。然而，历史并不能假设，事件也不能穿越，一切都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
还是回到开始的表格上，把奕訢放到咸丰的位置上看，资质、教育、统驭皆不相差，均可同样得“上”。机遇则同样为“下”。享年65岁，体格可得“中”。以其待咸丰、待两宫太后的态度，本性亦当在“中”之上。以其在同、光年间取得的政绩，责任感可评为“上”，应变则可评“中”，则其总得分约为110分，可在总名次中与乾隆持平而位居并列第二。当然，这只是史学家的游戏罢了。
有能干的鬼子六在 道光为何要把皇位传给咸丰
公元185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十年以后，颇有争议的道光皇帝去世。按照他的遗诏，皇四子奕宁继承了皇位，这就是咸丰皇帝。就是在咸丰皇帝在位期间，出现了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慈禧专权等一系列事件。很多人都在想，当年道光为什么没有把皇位传给奕䜣。奕䜣就是被称为鬼子六的恭亲王，他以精明能干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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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们二人的母亲在道光心里的地位不同
咸丰的母亲是道光皇帝的正牌皇后，夫妻二人的感情非常好。而奕䜣的母亲是静妃，虽然也是宠妃之一，可比起皇后就差远了。咸丰在名义上是皇四子，但是他的三个哥哥已经全部去世，所以说，咸丰其实是道光的长子。而且还是嫡长子，在古代社会，嫡长子的分量相当重。咸丰的母亲相当受道光的宠爱，仅仅17岁时就被册封为贵妃。请注意，当时这个女人还没有任何子嗣，所以说不存在母凭子贵的可能。她从贵妃升为皇贵妃，最后成为了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一切几乎没有孩子的因素。一个女人不依靠孩子就达到这么快的晋升速度，这在清朝是绝无仅有的，哪怕是后来的慈禧也做不到。就凭这一点，咸丰刚刚出生就拥有很大的优势。
咸丰的生母去世十分突然，这让道光皇帝很伤心。一年多时间里，后宫一直没有一个当家人。最后实在迫不得已，才加封静妃为皇贵妃，负责后宫事务。在此之后，道光没有在册封皇后，以示对皇后的思念。道光皇帝在修建自己的陵墓时，选择与皇后合葬。包括静贵妃在内的其他妃嫔全部另外安置墓地，从这一点来看，道光皇帝对皇后的感情可见一斑。后来道光之所以会选择咸丰继位，他母亲占了很大的因素。这样的事情在清朝屡见不鲜，在康熙朝和乾隆朝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尤其是道光到了晚年，更加怀念皇后，每当看到咸丰，总会想加倍补偿这个孩子。要知道皇后去世时，咸丰还是一个九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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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道光的眼里，奕宁更为孝顺听话
从各方面来看，奕䜣对比奕宁强得多，奕䜣能文能武，而奕宁就不行了。他们二人成年以后，道光组织皇族成员外出狩猎。这是奕䜣的强项，可咸丰根本谈不上什么弓马娴熟。不过咸丰的老师杜受田是个人物，他给咸丰准备了一整套的说辞。在狩猎场上，老六奕䜣射杀了很多猎物，可以说满载而归。而老四奕宁则一箭未放，是空手回来的。道光有些不高兴，询问事情缘由。奕宁的回答是：“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一技之长，与诸兄弟争高低。”这招真高，一下子就上升到了慈悲之心的高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其他皇子获得多少猎物，也不如奕宁这段话好用。奕宁在道光心里的地位越来越重，天平开始倾斜了。
道光病重以后，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他仍然没有下定决心立谁，老四和老六各有优点。现在他病重了，准备询问一下他们二人对治国的看法。询问老六奕䜣时，奕䜣回答的十分流利、头头是道。道光皇帝虽然挑不出什么毛病，但心里总不是滋味，似乎这个儿子盼望着自己早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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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四奕宁的回答相当绝，奕宁的回答是：“皇阿玛在世，儿臣不敢想这些不臣之思。”意思就是这是皇帝才能考虑的问题，父亲健在，我不敢想。奕宁不仅抬高了自己，而且给弟弟奕䜣挖了一个大坑。其实这还是杜受田的主意，就这样，奕宁最终战胜了奕䜣，成为了道光皇帝的继承人。其注意，咸丰也不是十足的废物，他上台初期也试图改革。但是阻力太大，再加上身体原因，清朝只能继续滑坡。
道光为何选老四继承大统？原来鬼子六输在这了
清朝自雍正以后的皇位继承制度，是所谓的“秘密建储制”，即在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秘密定下储君人选，写好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背后，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再由辅政大臣当众打开密诏宣读。此法一向为史家所称道，说它既让诸皇子有盼头，又弄不清到底是谁，及到宣布，想要造反也晚了，因此免除了困扰康熙多年的继承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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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既然皇位的继承是靠老皇帝拍脑袋定下的，那么就免不了有人会打主意想要暗中影响老皇帝的脑袋。姑不论满打满算，实行秘密建储的只有三代，即雍正传乾隆、嘉庆传道光、道光传咸丰——乾隆还活着的时候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自己当掌握实权的太上皇，所以说不上是秘密建储，而咸丰只有一个独子，继承无秘密可言，自同治以后，余下的皇帝要谁当，统统由老佛爷西太后一个人说了算，全从她娘家妹子家里找，继承制度形同虚设——就是在实行秘密建储的当口，也不难窥见诸皇子暗中争夺的痕迹。
有一个传播甚广、而且被记录于《清史稿》的传说，说是在道光立意建储之前，在两个人选中犹豫不定，一个是皇六子奕訢，一个是皇四子奕詝。就在这个当口，一次皇帝带领众皇子到南苑打猎。大家各逞手段，只见弓马飞飞，鸟铳声声，飞禽一个接一个地栽到地上，走兽一个接一个地横陈马前，算下来，奕訢所获最多，而奕詝则一无所获。道光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奕詝回答说，现在是春天，是鸟兽繁衍的时候，因此不忍杀生以干天和。道光“闻而大悦”，说，这真是皇帝说的话!于是，皇四子奕詝就成了后来的咸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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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传说时，总觉得它似曾相识，仿佛在那里见过，仔细想了一下，原来《三国志魏志》里有类似的故事。说的是魏文帝曹丕，还在他爹的魏王府里做世子的时候，跟抢来的袁绍的儿媳妇甄氏，生有一子曹睿。然而曹丕做了皇帝之后，很快就喜新厌旧，借故废了甄氏，并杀了她，结果，连带着原本该是太子的曹睿的地位也含糊起来。这时候，曹家父子有了一场围猎，很巧，有子母二鹿在前面奔跑，曹丕立马张弓，母鹿应弦而倒，而子鹿正好撞在曹睿马前。曹丕大呼：“吾儿何不射之?” 曹睿掷弓于地涕泣道：“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于是，曹丕感慨说：吾儿真仁慈之主也!最后，没有了亲娘的曹睿反而继承了皇位，是为魏明帝。
不过，跟汉人皇帝走围打猎只是消遣不同，满人以骑射得天下，什么“伤天和”呀，什么仁慈呀，都是过去农业民族汉人才讲究的玩意，作为游牧和游猎民族，打猎杀生本是他们生存的必须，也是他们的传统，或者说传统优势。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们不讲究汉人讲究的东西，才夺了天下，当年明朝的军队就是因为在战场上的马上功夫弱，才一次次损兵折将，只能缩在红夷大炮和厚厚的城墙后面，任凭人家在关内驰骋，待到人家也有了大炮的时候，就只好城破人降(或死)了。入主中土之后，满人虽然也讲究文治，但对于武功一直在乎得紧。他们所谓的圣主康熙、乾隆，都特别担心八旗子弟尤其是皇族入关之后接受汉化，丢掉了自己尚武的民族传统，不仅经常三令五申，而且以身作则，纵马持弓，习武相尚。
对他们来说，围猎既是展示自身勇武的机会，也是校验子弟骑射功夫的一种方式。虽然说，皇帝围猎的战绩，多少只的豺狼虎豹和熊貔，里面不免有掺假的成分，我们今天看到据说是康熙一鸟铳打死的硕大的黑熊，其实是事先捉到陷阱里，饿得半死，及到皇帝出来才放出来的。但是这种对围猎战绩的炫耀，却是少数民族政权所特有的，如果汉人皇帝这么干的话，估计肯定会引来一群谏臣苦苦劝谏，赶都赶不走，死后还会被别有用心的史家记上一笔，像明朝正德皇帝那样。满人虽然也是自己打下的天下，但比起元朝的蒙古人来，毕竟在武功上面没那么自信。在关外就已经进入大半个农耕状态的满人，对于汉文化，有更大的亲和力，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汉人的汪洋大海被吞掉还不自知。虽然坐江山要靠文治的推行，靠礼仪的讲求，但如果没有八旗兵的武力在后面撑着，皇帝的龙廷还真就坐不塌实。
所以说，上面讲的南苑围猎，本应是对皇子们的一场考试，自然是应该以多获者为胜，而奕詝等于是交了白卷。然而，由于他的那番对应，交了白卷的反而成了最终的赢家。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那么肯定是作为现任皇帝的道光，擅自修改了考试规则。也就是说，不像许多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奕詝的那番表白，道光选择他作为储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原本当然的选择应是奕詝的六弟奕訢才合乎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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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道光改规则也有他的道理。入关以来，清政府的八旗政策，本意是保持其民族尚武的本色，发粮发饷，不务他业，一门只管习武。然而结果却把昔日骁勇的八旗兵养成了除了玩什么都不行的废物，架鸟笼子满世界溜的有之，捏着嗓子装女声学唱戏的有之，大男人学汉人妇女裹脚者亦有之，总之总是向尚武的反面走。还在乾嘉之际，八旗兵的武功已经呈一塌糊涂之状，拉不开弓的有，拉开了弓，射出的箭还没到靶子就落下来的更多，就是射中靶心的没有，甚至还有上不去马，甚至畏马如虎者，当年十几万人就横行天下的骁勇健儿，早已不知何处去去了。川、鄂、豫几省的白莲教造反，在清初也相当于几个毛贼，但却剿了十来年也剿不干净。国家年年耗大笔的钱粮，养着人口日增的八旗子弟，不仅什么用都没有，还每每因不善计算陷入破产的境地，隔几年就得皇帝掏银子来为他们还债。几任皇帝为此愁杀了身子，不是没有想办法挽回，旗务也整顿了若干次，越整越糟。
事实明摆着，原来依靠的，已经变成正在融化的冰山，说什么也靠不住了。既然原来指望的指望不上了，治国的招数多少得变变了，汉人的规则也就越发凸显了，汉人的分额也悄然增加了。于是，什么围猎啦，什么木兰秋狝啦，统统变成了走过场。不仅安心要在父皇面前显示“仁慈”的皇四子奕詝赢得了储位的胜利，而且即位之后的咸丰皇帝，不仅高扬儒家道义，而且大批起用汉臣，他的亲信肃顺甚至公开贬斥满人，说汉人满人不行，动辄对犯过的满人高官痛下杀手。为史家所公认的同光以后的满轻汉重的政治格局，其实在道光年间已经露出了端倪。据说，奕詝的这一招，是汉人师傅杜受田的主意。看来，杜师傅是看出了道光暗中改了规则的心思，才会出这种“交白卷”的险招。而貌似聪明的皇六子奕訢，既无高人指点，又没有悟到情势的转变，一味逞强好胜，结果反而成为争位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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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的高手高阳先生，曾经对奕訢的失败十分惋惜，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皇帝土改换成奕訢这个“鬼子六”来做的话，后来的中国也许会好些。跟高阳有同感的史家相当多，某些抱有大男子主义情绪的人，还把叶赫那拉氏的当权，也归咎于奕詝。甚至认为如果皇帝是奕訢而不是奕詝的话，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会顺利得多。
其实，就当时而言，真正高一筹的确实不是奕訢，而是憨厚的奕詝，他能够听杜师傅的话，而且付诸实践，确有过人之处，继位之后，大胆起用汉臣，鼓励实学，在既有框架之内，他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一切，因此方能在如此的烂摊子之上，应付来自内外两面危机，固然焦头烂额，但毕竟没有砸锅，给清朝保持了一点元气。如果我们要求道光和咸丰就能够吸收西方文化，实行改革，显然是一种苛求。事实上，只有经过了这种转折性人物的悲剧性失败，后来的执政者才有实行西式改革的可能，没有人能够做在他的选择框架之外的事情，即使这个人是皇帝。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王朝里，始终存在着满汉双轨的政治和双轨的逻辑。皇帝靠向汉人的逻辑，实际上是缓慢和一步步的，而且这个过程还可能出现反复，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清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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