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外文名：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
国 籍：俄罗斯
民 族：俄罗斯人
出生地：前苏联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出生日期：1931年3月2日
职 业：政治家
毕业院校：莫斯科大学
信 仰：早期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主要成就：进行戈尔巴乔夫改革
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总统
获颁诺贝尔和平奖(1990年)
获颁圣安德烈勋章(2012年)
获颁“阿尔法检查站”德国统一奖(2005年)
代表作品：《改革与新思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所属政党：苏联共产党、社会民主联盟
一份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震惊的俄罗斯总统密档！
2010年4月10日，波兰这个坚强的国家，以最隆重的阵容踏上前往俄罗斯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的路途，不想却是一条不归路。卡廷二字，成为悲剧中的悲剧。
卡廷惨案迷雾：是德国人干的，还是苏联人干的?
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城以西大约15公里、通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公路边有一个地方叫卡廷。要不是1943年在附近森林发现了4500具波兰军官尸体，谁都不会注意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
1943年春，德国作战工兵师为修复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毁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程，把强行招募来的罗、捷、匈、波、荷、法等国的劳工，驱赶到卡廷森林里干活。4月13日，几名劳工在掘地的时候，挖到一座埋着许多军官和士兵的大坟。德军发现这些官兵身上的军服既不是苏军制服，也不是德军制服。这些尸体大部分被用一种俄罗斯独特的方法捆绑着：双臂背后，大衣掀起过颈至头，另一个带子从颈部向背后勒在被绑上的腕部。大部分受害者都是跪着被从后面近距离开枪处决的。德国宣称，这些尸体是波兰军官。他们在1940年德军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前被苏军杀掉后埋在该地。希特勒大肆渲染，柏林电台一公布，立刻震惊了世界。两天之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人。卡廷事件(又称“卡廷惨案”)由此得名。
当时，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对纳粹德国公布的这一消息异常关注，认为埋在卡廷森林的4000军官即是1939—1940年在苏联“失踪”的波兰军官的一部分。苏军1939年9月曾占领波兰东部地区，俘虏25万波兰人。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签署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协议，并就波兰战俘问题作出安排。但是战俘中有2万多人下落不明，波兰方面十分关注。因此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前去实地调查，并要求苏联提出正式报告，说明流亡苏联的波兰军官的下落。在波兰流亡政府对此表态10天后，斯大林宣称因为这个政权听信法西斯的诽谤，正式断绝了和该政府的关系。此后，这件事一直是苏联和波兰两国关系中的禁忌。
就在德国以为“卡廷事件”可以让自己渔翁得利的时候，1943年10月苏联收复了西部失地，光复了斯摩棱斯克的卡廷森林。为了揭穿德国的“谎言”，苏联立刻组织记者和一些国际组织来到卡廷森林，调查所谓的事实真相。各国记者亲眼见到苏联人从庞大的坟冢中，现场挖出尸体，当着他们的面由医学专家进行尸体解剖。专家们还详细解释了1940年和1941年死者的内脏腐烂程度有何不同，以此表明德国人在战争中试图利用“卡廷事件”歪曲事实，嫁祸苏联的真实目的。
记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分成了两派：有的支持苏联，有的相信德国。有记者称，他注意到死者身上搜出的文件显示的是1941年，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苏联人的话是对的;不过也有记者看到死者身上有1940年的身份证明，这表明他们在当时就已经死亡。
各种纷争为这一事件的真相抹上了一层谜一般的色彩。1945-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时，苏联人旧事重提，希望将“卡廷事件”作为纳粹德国的罪证。只因双方都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此案成为二战以来悬而未决的谜。二战后，西方有关著述较普遍地认为，此事是苏联人干的，苏联则坚决否认。苏联史著对此始终讳莫如深，竭力闪避。
一份密档，揭开半世纪的弥天大谎：就是苏联人干的!
俄罗斯总统密档第一卷是关于卡廷事件的专卷。它开始存放在苏共中央总务部第六处，尔后转归为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1990年夏转归苏联总统档案馆，存放在克里姆林宫。1991年12月24日由俄罗斯总统接管。
当时，关于密封的档案袋内究竟装了什么文件，除了前苏联领导层中几位核心人物外，谁都不知道。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工作人员非经特别批准也无权拆阅。在大部分档案袋上甚至标有“永不开启”的禁令。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承认，他在1991年12月23日阅读过密档第一卷，是在移交总统权力时同叶利钦一道阅读的。
10月中旬，德国提出，德苏双方应按出生地交换各自手中的波军官兵，苏联政府同意。10月24日至11月23日向德方移交42492名波军官兵，德方则于1939年底以前向苏方移交13757人，德方移交的人员经甄别后，大部被遣散回家。到1939年12月1日，在科泽尔集中营(卡廷森林附近)关押波军军官4727人，斯塔罗别尔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关押5963名和3964名波兰军官和警官，三处相加，近15000人。其中以科泽尔集中营为最重要，关押将军4名，上校24名，中校79名，少校654名，下级军官及文职人员3000多名。此时，波兰军官中较为普遍的忧虑是怕苏方将他们移交纳粹德国，其中以犹太人为最。苏联政府则一方面通报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声称苏联准备解散集中营，按波兰军官志愿遣散他们，同时向波兰军官散发志愿去向的表格;另一方面又加紧向德方移交被拘留人员。1939年11月14日成立的德苏混合委员会，经过磋商，完成了被关押人员的互换任务。
此时的苏联政府认为波兰战俘是一个大包袱(一方面，苏联在紧张的备战中要为其消耗宝贵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兰战俘可能随时反抗苏军的监禁 )，遂决定先处理掉波兰战俘中的军官。除掉了军官，其余的士兵就会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苏联有关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掉。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贝利亚专门就对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和犯人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审批，随即获得批准。
1940年4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数百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从上述三个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之后，苏方人员在上面铺上了厚厚一层土。不久，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同样处理。直至当年5月中旬，苏联方面 在卡廷森林共处决波兰战俘4421人。他们分别被埋入8个大坑，上面铺满松树和白桦树。除卡廷森林外，苏联方面还在斯塔罗别利斯克战俘营枪决3820人，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枪决6311人，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其他战俘营和监狱枪决了7305人。加上卡廷森林枪决的4421人，共计21857人，其中包括约1.5万名波兰官兵俘虏。
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在政治的棋盘上，一段历史会有许多种版本，那是因为政治家们的目的不一样，对人民的态度不一样。然而这段惨案告诉我们，伪装过的历史，在穿帮的那一天，当年的谎言制造者，将如何被世界唾弃。
戈尔巴乔夫差点“逼死”叶利钦？叶利钦一度想自杀
叶利钦的几位亲密助手曾出版过一本书名叫《叶利钦时代》。书中披露，1987年，叶利钦在一次会议前，为避免在会上被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高层领导人羞辱，竟用剪刀自杀。
事情发生在1987年的11月份，叶利钦当时是苏共莫斯科市 委第一书记。他向党内强权阶层的特权宣战，公开抱怨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改革速度大大放慢，并扬言要退出政治 局。他的这种做法令强权阶层大为恼怒。他们对叶利钦展开报复，拼命指责他“口不择言、总爱惹是生非”，叶利钦遭此打击，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87年10-11月间，叶利钦的身体状况差到极点：夜不成眠，只能靠镇静剂过活。到了11月上旬，叶利钦突然接到戈尔巴乔夫的命令：11月9日将在莫斯科召开苏 共中央委 员会会议，叶利钦必须参加。叶利钦意识到，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将对他展开严厉的打击。本来身体状况就不佳的叶利钦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1月9日上午，戈尔巴乔夫突然接到电话：叶利钦企图自杀———他在自己的办公室用剪刀戳自己的胸口，并划伤了几根肋骨。戈尔巴乔夫的第一反应是：叶利钦在“装蒜”。他强令叶利钦：就算要死，也得等参加完早上的会议以后再说。
于是，叶利钦不得不来到会场。在会上，他被迫承认“欺凌下属，让个人野心占了上风，而且还犯有其他政治错误”。最终，叶利钦还被当场解除了职务。就在叶利钦即将离开会场时，戈尔巴乔夫还对他冷冰冰地说：“我不会让你重返政坛。”
会议刚一结束，叶利钦就因为“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消息传出，西方各国政府一片哗然。西方媒体普遍认为：叶利钦被解除职务，表明苏联改革正在陷于停顿。而戈尔巴乔夫却严令媒体，不许公开叶利钦曾打算自杀一事。因此，苏联媒体对此一律保持缄默。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因此事结下深仇大恨。以至于1999年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去世时，叶利钦和所有俄罗斯高官都拒绝参加葬礼。
戈尔巴乔夫：怎样用6年时间干掉世界第一大军队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正式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当他提出推进军队改革时，并未遭遇多少反对声音，甚至被几乎所有人寄予厚望，然而，仅仅6年多后，到1991年12月25日，苏军不仅没完成改革目标，反而被彻底瓦解。
对这段历史，不同作者有不同解读，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已故学者威廉·奥多姆的这本《苏联军队的瓦解》令人印象深刻，它超越了讲讲幕后故事、秀一把立场的层面，而是从军事专业的角度展开分析。
苏军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1985年时，苏军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大军队，在很多人眼中，它也是最强的。
近600万现役军人，2500万后备军，能用火炮发射核弹头，在大多数武器储备上占压倒优势……此外，因卫国战争中表现优异，这支军队成为苏联人的骄傲，虽然它曾多次镇压民众。
但，巨无霸的底盘已发生松动，“二战”后建立的军工体系设备老化，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尤为麻烦的是，阿富汗战争让“纸老虎”马脚尽露，苏军组织僵化、纪律涣散、战术落伍等问题统统爆发了出来。
为全球争霸，苏军年消耗国民产出的20—40%，而美军只有8%，考虑到双方经济总量的差距，这让苏联备感压力山大，不放下这个包袱，经济发展无从谈起。
苏军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从高层到基层，这已成共识。只是谁也没料到，这一改却将它送上不归路。
中层失序的困境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军改革难度不大，只要裁减现役军人数量，关停一批落伍军工企业，引进最新技术，减少对社会资源的占用即可。总之，治标即可，无需治本。
但，改革需要资源，戈尔巴乔夫除了几个耍笔杆子的宣传员外，几乎指挥不动任何人。
自勃日列涅夫执政以来，苏联的极权主义由于失去了铁腕的恐吓，只好采取独特的“赎买”方式来管理，即高层通过特许腐败来笼络中层，从而维持住表面的服从与秩序，其结果是上下互相欺瞒，这个隐形的利益链条盘根错节，充斥着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是：没有新的利益赐予，根本无法推动中层去完成任何目标。
强行驱动这个凝固的格局，难度太大外，风险亦高。戈尔巴乔夫必须找到体制外资源，与中国改革面向市场经济不同，戈尔巴乔夫把目光投向外交领域。
戈尔巴乔夫的暂时成功
短期看，戈尔巴乔夫非常成功，他的“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虽定义模糊，却引起西方领导人的巨大兴趣，迅速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
一般来说，改革的资源准备至少要包括四点：一是个人威信，二是外部环境，三是资金，四是干部队伍。
在前三点上，戈尔巴乔夫如偿所愿：首先，他不再是原来那个靠搞农业上台的小官僚，而是世界政坛的明星，自列宁后，还没有哪位苏联领导人国际影响这么大这么好，这给了他号令手下的底气;其次，由于成功说服西方放弃敌对态度，为裁军争取到了足够的空间;第三，因允许两德统一，苏联得到了大量外资投入的回报。
还有一点标志了戈尔巴乔夫迂回战略的成功，军方普遍认为他的“新思维”是对西方阵营的欺骗手段，老头儿们对他的“机智”赞赏有加。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打出了一张好牌，这为他实施“军队改革计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走进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但，戈尔巴乔夫，大错特错，他低估了“军队改革”的难度，凭借外交争取到的那点战略资源，来做这么大的改变，其实是“小马拉大车”。
因为，戈尔巴乔夫事先没意识到，苏军对社会的绑架程度如此之深。
苏军指导思想带有“末世论”色彩，即经过一场战争，人类将彻底清算此岸的一切罪恶，从此跨入新时代，为实现这个脱胎换骨的变革，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几乎所有苏联军官都认为只要战场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他们把它当成战术武器，根本不在乎其后果。正是在这种建军思想的左右下，苏联其实是一个正在长期战争动员中的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围绕着“如何打赢”而安排。换言之，改革苏军，其实是要对苏联社会进行一次整体性改革。
裁下来的士兵如何就业?传统兵工厂怎样转型?新技术如何应用?军队削弱后，如何维持秩序?如何应对民族主义分裂势力的挑战……凡此种种，都需要全方位的资源准备，从外交上找突破口，从战略角度看，很可能找错了方向，毕竟外交是无法培养出一支内政干部团队的，戈尔巴乔夫很快便尝到了苦果：他撤换了许多“僵化”的干部，可换上来的年轻人依然“僵化”，他们根本搞不明白什么是“新思维”。
深陷保密社会的泥潭
在军队改革中，戈尔巴乔夫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军工厂领导、高级军官们占有着太多社会资源，他们不愿主动让出既得的东西，所以他们便通过信息封闭的方式来愚弄他。
在苏联，保密拥有极高的合法性，只要虚拟出一个敌人，任何一个有点权力的单位都能跑马占圈，严禁他人涉足。长期以来，高层以为这种保密有利于自己，是忠诚的表现，因此大加鼓励，可没想到的是，这种保密其实也在蚕食着自己。当动辄都是秘密时，戈尔巴乔夫也搞不清军队的情况究竟怎样，他的每一个改革新计划都犹如打在棉花墙上，被官僚系统化解于无形，而他的外交谋士们和他一样懵懂无知，根本拿不出什么好建议。
1987年5月28日，西德19岁飞行爱好者鲁斯特驾驶一架小型民用飞机穿越苏联800公里领空，在红场成功降落，这给苏军带来毁灭性打击。
靠外交资源在勉强支撑的戈尔巴乔夫震怒了，他怀疑是将军们故意制造这一丑闻，让他在西方盟友和苏联人民面前颜面扫地，这让他和军方的矛盾彻底激化，然而，他没有干部储备，没有军事知识，不了解军方家底，除了罢免几个“替罪羊”，他又有什么办法把军队改革深化下去呢?
深感委屈的军队干脆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他们宁愿共同毁灭。
戈尔巴乔夫怎么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改到哪里，就会乱到哪里，那些看上去很听话的将军们为什么就是干不好似乎很简单的事，而每次灾难到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知情者。
戈尔巴乔夫毕竟只是个官僚
在老头儿们看来，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传统体制选拔出来的，如果不是胆小怕事、善于逢迎，他不可能笑到最后，所以，“他不会乱来的”。可结果似乎正好相反，面对“凝局”，戈尔巴乔夫个性缺陷显露了出来。在本书作者看来：
首先，他不敢承担责任，总是等局面恶化后才派军队出击，苏军空降师本是一支四处灭火的劲旅，可一线军官发现，戈尔巴乔夫只会暗示开枪，却从不下令，出了问题后，他总是让别人扛雷，没有什么比上级的出卖更令人灰心的了，军队从此失去忠诚度。
其次，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真正拥有民主意识的人，他表演民主，高呼民主，但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他从来不想让各加盟共和国自由，宁可采取最卑劣的暴力手段。
第三，戈尔巴乔夫拥有旧官僚最致命的缺陷，即虚荣，明明民族主义矛盾已激化，可他始终不承认存在问题，以为看不到就没发生，以为靠伪装镇定就能吓得别人噤若寒蝉。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爷爷曾被斯大林关进“古拉格”，这让他对极权制度的罪恶有所反省，但他从来没在正常社会中生活过，他是在阴谋、欺骗、说谎中生长起来的，在他一生的奋斗中，领导提拔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非同侪间协商、争论和让步，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各方能接受的角色，并不是他能力强，只是他缺点少。当他终于大权独揽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一旦没有约束，他其实一样是满口谎言，一样是莽撞粗鲁，一样蔑视法则和美好情感。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身边从没有真正平等的对话者，他一开始甚至没想过要军队改革，至于选择以外交为突破口，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他夫人赖莎出风头的愿望。
戈尔巴乔夫靠扮演圣诞老人拿到了西方的资源，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为了不得罪西方盟友，戈尔巴乔夫不敢下令军队开枪，不敢否定打着民主旗号的分裂行为，甚至听任舆论一步步揭出苏军底牌，令其名誉扫地……终于，他只能靠“假政变”(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来解套——既让西方盟友看到，如果没有他，反对派会多可怕，所以应该允许他铁腕一点;又让苏联人明白，他依然是改革的象征。
可惜，这场滑稽戏让军队名誉扫地，他也失去了权力的基础。
给读者的启迪
首先，改革者一定要正视改革的艰难，做好充分的资源准备。当影响力、向心力、社会资本等出现问题时，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号，像苏联后期那样，腐败甚至已无法引起普通人的愤怒，大家连抨击它的欲望都已消失，只好靠调侃来表达自己主张时，这说明改革已进入进退维谷的难局，在一个“说什么大家不信什么”的环境中，改革再好，也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其次，比既得利益者更可怕的是组织崩溃。改革需要有执行力的中层，但中层往往也是腐败多发地带，一旦它被腐败裹挟，就会利用专业知识来绑架社会，结果是高层谈改革，中层谈管理，高层谈开放，中层谈稳定，就这样，打着管理、稳定的名义，中层事实上篡夺了高层的权力。那么，中层真的特别关心管理、稳定吗?其实，这不过是障眼法和迷魂药，只有高层不了解基层，中层才能渔利，所以中层的天性就是不断创造专业、程序、制度、规定、机密之类来，以保证自己的利益空间。
第三，警惕“战略消失”。在苏军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与他的智囊们始终没有站在战略高度上看问题，而是打到哪儿指到哪儿，因为他们没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自洽的治理学说，又将现代治理学说看成是西方别有用心的产物，被迫抱残守缺，只能奉实际需要为圭臬，出现了“日计有余，月计不足”的局面。几轮改革下来，一切原地踏步，根本的东西丝毫没动，人民自然不满意。
苏联军队曾经强大，在相当时期，它是极权主义的卫士，甚至不惜挑战良知，但，当时40%士兵来自农村，他们和城市人没有共同利益与价值认同，随着经济发展，苏军绝大多数士兵来自城市，他们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能理解身边的环境，这时，他们就再也不愿成为工具了。这决定了，即使戈尔巴乔夫不犯错，第一大军队神话的破灭，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戈尔巴乔夫为名牌包做广告：妻子离世后太孤独
无论人生起伏，赖莎的相伴对戈尔巴乔夫而言都是最宝贵的财富。当妻子逝世13年后，这位原苏联领导人出版了一部新书《孤独相伴》，书中写满了对妻子赖莎的无尽思念——
一见钟情
赖莎生于1932年1月5日，西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铁路员工家庭。她自幼聪慧好学，中学成为金奖毕业生，并被苏联最好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免试录取，就读哲学系。第一次见到赖莎，戈尔巴乔夫便“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迷上了她，认定赖莎就是他要寻找的伴侣。然而，赖莎看中的却是戈尔巴乔夫身上另外一些东西。她感觉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可以依托终身的可靠的人。此外，戈尔巴乔夫身上没有一点世俗气，这也令赖莎动心。
俄罗斯女作家瓦西里耶夫娃如此评述戈尔巴乔夫与赖莎的婚姻：“他们彼此在对方那里找到了自己，两个人都来自外省，都具有聪明、勤奋、努力、敏锐的品格。他们清楚地知道，一切都将从零开始。他们的理想是携手开创未来。如果当年赖莎选择一位有莫斯科居住权的小伙子结婚，或者戈尔巴乔夫娶一位莫斯科高干的千金为妻，那么他们俩便不会成为日后那样杰出的人物。”
戈尔巴乔夫与赖莎
喜结良缘
1953年9月，升入大学四年级的戈尔巴乔夫与赖莎喜结良缘，迁居至戈尔巴乔夫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戈尔巴乔夫从事共青团的工作，赖莎在当地的学校教授马列主义哲学。“上大学时她就曾患过严重的关节炎，医生甚至不允许我们要孩子。后来我们到南方工作，我们太想要孩子了。”戈尔巴乔夫回忆。1955年，赖莎不顾医生的劝告，冒着生命危险怀上了他们唯一的女儿伊琳娜。此后，戈尔巴乔夫逐渐被提拔为当地第一把手，并调回到莫斯科，赖莎亦随同前往，并回到母校任教。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年轻的共产党总书记，赖莎成为了苏联的第一夫人。为了协助丈夫树立国家形象，她也在公共场合展现了第一夫人的新形象。以往苏联领导人的太太很少公开露面，但赖莎经常与丈夫一同出席公开场合，并且穿戴很讲究。戈尔巴乔夫以新思维在西方赢得赞誉，而赖莎在西方国家面前成功树立起了一个人性化的优雅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也一直深深打动着戈尔巴乔夫，他在《孤独相伴》中回忆道，“在晚年，赖莎从来没有以不精致的造型出现在我面前。这样的典雅也传给了女儿伊琳娜和外孙女。”
患难相守
苏联解体后，夫妇俩退出了俄罗斯政治的中心舞台，从政坛权贵变成普通平民。在面对政治地位、经济收入、社会处境等各方面的巨大落差时，妻子赖莎始终陪在戈尔巴乔夫身边，从生活上到精神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给了他莫大的安慰。戈尔巴乔夫曾说，赖莎是他一生中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1999年7月，赖莎被确诊患了不治之症——白血病，这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不啻是另一场“七月雪”。赖莎在德国接受最好的专家治疗。在这9个星期中，戈尔巴乔夫昼夜陪伴在旁。赖莎病逝之后，戈尔巴乔夫在抢救室里一直握着她冰凉的手，泣不成声。
赖莎去世后，为了驱除孤单，戈尔巴乔夫有意识地安排了很多工作，包括出书，组织研讨会，同时包括给路易威登做广告，筹措资金维持自己的基金会运转。但对戈尔巴乔夫而言，这些都不管用，失去的是永远不能挽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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