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何心隐
外文名:Ho Hsin—Yin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江西吉安永丰
出生日期:1517年
逝世日期:1579年
职 业:思想家
信 仰:儒学，心学
主要成就:参与扳倒严嵩，创建聚和堂，著书立说
代表:作品《原学原讲》
时 代:明代
何心隐的思想主张有哪些 中国明代思想家何心隐简介
何心隐(1517～1579)，中国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心学”之泰州学派弟子。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永丰人。早年放弃科举，致力于社会改革创建聚和堂，因反对地方官征收杂税被捕入狱。相传曾与道士蓝道行合作弹劾严嵩，因嘉靖信奉道教，让蓝道行(泰州学派同门弟子)假借“奸臣如严嵩”之名，使皇帝疏远严嵩。后在湖北孝感讲学，因反对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再遭通缉。万历七年(1579)被捕，死于湖广巡抚王之垣的乱棒之下。
何心隐思想仍然属于儒家范畴，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心即是理。
主张
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他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的观点，五伦中，他最重朋友，其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某些特点。著作多散佚，今有中华书局版《何心隐集》。
学派
泰州学派再传弟子
三十岁以前，他和当时一般读书人一样，走的是科举道路，以后才跟颜山农学“心斋(王艮)立本之旨”，成为泰州学派的再传弟子。黄宗羲说，泰州学派传到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明儒学案》卷三二)他们在当时表现了惊人的叛逆精神。但何心隐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当幕僚，先后在北京、福建、浙江、四川、江西等地讲学，学生很多，传人却极少。万历七年(一五七九)，湖广巡抚王之垣将他杀害。临刑那一天，“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李贽《何心隐论》，《焚书》卷三)他的被害和李贽一样，是明代思想史上轰动一时的冤案!
思想
何心隐为理学正宗所不容，犯的是思想罪，思想史上可以称之为“异端”。何心隐曾在家乡江西永丰试行过一套乌托邦，“构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明儒学案》卷三二)与他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还只写在纸上，何心隐的萃和堂却已建在地上，行动上早已领先了，可惜思想上却还停留在中世纪封建的框架中。萃和堂是依据《大学》“修齐治平”的理论建构的，它和那些数世同堂、合族而居的大家族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在它的内部多少有点平等的意味，那也不过是把封建宗法关系给田园化了。它对明代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虽然有对照、批判作用，但并没有扯断封建的脐带，“齐家”的目的还是想“治国”。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中，曾指出民粹派乌托邦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它可以是农民群众特殊的有历史局限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参见《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352页)。何心隐的萃和堂与这种乌托邦都沾不上边，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相去就更远了。
“异端”思想家对现实都是不满的。他们思想的花朵，植根的土壤是肥沃的。但这花朵不是社会昌盛繁荣的标记，土壤的肥沃倒是说明，封建制度到了晚明，已经是它的垂暮之期了。“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一《答储柴墟》〔二〕)王阳明说他那个时代已是“病革临绝”，是不是危言耸听?当然不是。时隔不久，它就成了社会的普遍呼声：“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骎骎宋元之弊”(《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益凌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纪》);“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顾炎武《日知录》卷九《人材》)所谓“纪纲颓坠”、“纲纪凌夷”、“教化亡”，和王阳明说的“波颓风靡”，实际都是指的一件事：当时社会普遍的道德实践、道德风尚，越出了封建纲常的规范，封建道德观念已经动摇和贬值。这在以忠孝等纲常伦理为思想统治的封建时代，绝不是个简单的社会风气问题，而是说明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传统的是非标准、价值观念、思想规范全都动摇了。从李贽提出“是非无定质”“无定论”，到顾宪成说的“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说明当时理学的思想专制已经崩解，封建上层建筑中出现了深刻的裂痕。晚明一批“异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他们批判理学的专制僵化，揭露朝政的昏庸腐败，思想界出现了生机蓬勃的活跃局面。
评价
何心隐被杀害以后，思想界一时议论纷纭，肯定和否定的都有。李贽在《何心隐论》中说，当时肯定何心隐的有三种说法，(一)“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世饶财者也，而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与世异也”;(二)“公诵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公既独为其难者，则其首出于人者以是，其首见怒于人者亦以是矣”;(三)“公独来独往，自我无前者也……公以为世人闻吾之为，则反以为大怪，无不欲起而杀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为之矣。”(《焚书》卷三)这三种说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何心隐以孔子为仪范，在思想和行动上和那些道学家们形成鲜明的对立。他的济世厚生的精神，体现了以天下为胸怀的人道主义理想。但他却不容于社会，被目为“异端”，最终残遭统治者的杀害，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格的悲剧!
何心隐为什么不敢见张居正 何心隐不敢见张居正的原因是什么
明朝著名学者何心隐有一次在御史耿定向家中谈天说地，时任翰林的张居正忽然来访。何心隐赶紧藏了起来，当张居正听说学者何心隐也在时，很想见他一面。何心隐推说最近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张居正走后，耿定向问何心隐为什么不见张翰林。何心隐说道：“我刚才偷偷的见他一面，魂不附体。”耿定向大笑。何心隐却道：“你不要笑，这个人将来必是非常之人，国家大权将在他手里。我必将死在他手里。”耿定向从来不知道何心隐还善于看相，颇不以为然。万历七年，何心隐果然被张居正杀掉。他当初不知是预言还是吓糊涂了的话成为现实。
其实，他的死是咎由自取。当时，张首辅要打击地主豪强，他就教唆豪强起来反抗;张首辅要稳定边境，他就派人去南部少数民族部落教他们作战方法。这样处处和张首辅作对，想不死怎么可能呢?我们不得而知何学者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验证自己的预言还是活的不耐烦了，但从他对张居正的评价与预言来看，他是个很正常的人。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张居正的确掌握了国家大权，也的确是个非常之人。
张居正在大明的露面，应该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入翰林院，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疏嘉靖帝，力陈当时社会的症结并提出解决方案。嘉靖帝给出的回答是：我在炼丹，有事问严嵩。
作为翰林院的小编修张居正知道，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专擅，刚直之士大多无好下场。比如三边总督曾铣、内阁大学士夏言，因为在上疏收复河套的同时，顺便弹劾了一下严嵩父子，就被严嵩处死。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弹劾严嵩，屁股上挨了整整一百杖。张居正很明白，自己一个小编修根本无法与首辅抗衡。
隆庆元年，首辅徐阶向隆庆帝推荐了张居正。他一跃而升入内阁，迈进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经过二十多年的官场阅历与工作经验，他觉得似乎时机已到。隆庆二年，他上疏隆庆帝，陈述当时必须要解决的六件大事。这离他上疏给嘉靖帝时已有二十年。
这六件大事就是他后来各个的大政方针。第一条，省议论。就是让那些言官们尽量少说废话、空话。第二条，振朝纲。第三条，重诏令。第四条，要官员们名实相符。第五条，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第六条，整边防。
隆庆给出的回答是：我无为。隆庆“无为”了六年后，去世。死前，在他床边的高拱、张居正与高仪被任命为万历帝的辅佐大臣。
作为首辅的高拱一直想控制张居正，确切地说，他想要掌握内阁大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至于他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隆庆帝死的半年后，他就被张居正与太监冯保联合驱逐出了朝廷。
其实，最有资格讲述张居正与冯保驱逐高拱这段历史的人应该是高拱本人。此人也的确不负重望，在《病榻遗言》中谈到了张冯二人驱逐自己的经过。他指出，发生于万历元年的王大臣事件，实是张居正与冯保的栽赃。
王大臣事件发生于万历元年，有一天，十岁的小万历在宫殿门口撞到了一个人。此人太监打扮，神色惊慌，万历身边的人急忙将其拿下，交予冯保。
后来的事就是高拱所言的了，据他说，此人本是张居正最得意的大将戚继光派来的人。可到了冯保那里后，冯保得知他是戚继光的人后很惊慌，他找到张居正。张居正就对他说，高拱总想让你滚蛋，我们现在机会来了，可以让他滚蛋。
在第二次审问的时候，冯保喝问王大臣：“你怀藏凶器欲行刺皇上，是谁指使?”
王大臣对冯保先前给自己的安排很不服气，就把真话说了出来，“不是你让我说是高首辅指使的吗?”冯保鼻子都气歪了。为了给歪了的鼻子报仇，冯保毒坏了王大臣的声带。在第三次审问的时候，他很迅速地就将案子结了，将王大臣处斩。并将王大臣的供词(其实是他自己的供词)呈交万历。
但这件事并不是高拱被驱逐出去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冯保在李太后面前说了这样一句话：高拱曾说皇帝一个小毛孩子懂什么。
本来，高拱这个人一直就是个狂妄的人，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高拱虽然狂妄，却不是蠢货。他绝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讲，而且还被冯保听到了。
这话在李太后那里的意思大概有两层：第一：高拱瞧不起自己的儿子;第二：高拱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瞧不起皇上!?
万历六年，张居正旅游到河南见到了被废乡居的高拱。两人相见，说来话长。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并尽力让高拱想起在万历元年送他出京的情景。当时，他把高拱扶出宫门，又与另一次辅一起上书请求留下高拱。高拱回想起那一情景，并没有被感动，在他看来，张居正这个人除了阴险以外还有虚伪。
张居正选择了与冯保合作驱逐高拱，他借太监之势力并不是想压制儒臣，而是想要实施他的改革大业，这便证明了张居正确为非常之人。纵观历史，宦官与儒臣之间的矛盾就是“忠奸不两立”，而张居正打破了这种陈规。他是受过儒家教育多年的人，但却没有被儒家的那一系列陈规所束缚。儒家所谓的“君子小人”论，就完全可以把一个迂腐的儒生推进万丈深渊。
儒家太重修身，以至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做人上。儒生做事先不管这件事是否有利于天下，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是否影响了自己的做人。但看天下诸多人物，能成大事者虽然标榜仁义，但其所行之手段实是法家那一套。张居正是儒生，而且不是愚儒，他深刻地明白孟子所言“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真谛。
许多年后，当张居正和冯保称兄道弟的时候，朝堂之上的儒生们咬牙切齿，想把张居正剥皮而后快。在他们看来，堂堂一内阁首辅与宦官为武简直是丢尽了士大夫的脸。而在张居正看来，跟冯保合作是最明智之举。他从明朝历史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宦官之所以一直存在于大明朝就是因为他离皇帝近，皇帝不可能天天和大臣们在一起，但绝对有大部分时间是和太监在一起的。这些人的一言一行对皇帝来讲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简单来讲，皇帝们也要靠他们来为自己服务，他们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尤其是隆庆去世后，冯保的权力在如日中天之时还能亲近一个李太后。
他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非常之事必是非常之人才可做得。在驱逐高拱这件事上，他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确是个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这么好的一个混蛋。只是因为一个目标，他肯把自己置身于文人们的口诛笔伐当中。
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一个人物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对事变的形成添加一些意外的变化无常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事物的行程变更方向。张居正的意志决定了他必可改变大明的行程方向，在万丈深渊前掉转，向着光明平坦的大道奔驰而去。
何心隐是被张居正杀死的吗？张居正和何心隐是什么关系？
何心隐，明思想家。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早年放弃科举，接受泰州学派思想，致力社会改革，进行理想社会实验，曾被捕入狱。因参与弹劾严嵩，事泄后改名换姓，逃到南方。后在湖北孝感讲学，因反对张居正再遭通缉。万历七年被捕，宁死不屈，被杖毙狱中，肆尸都市。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性即是欲。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五伦中最重师友。被统治者称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政治家。万历年间任相时毁天下书院，禁聚徒讲学，推行一条鞭法等，这些措施遭到何心隐的公开反对。
闲翻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其卷二齿豁条云：予尝有言，豪杰无平交，真人无知己。近世以来，如张江陵必杀何心隐，而心隐自谓必有江陵之缚。夫心隐何如人耶?当其面面相觑，不闪一谈，一恢弥天之网，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渊，驯其机彀。目精相喻，肝胆尽出，心隐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宽不得一筹，所谓真人之知己，非耶?
说张居正与何心隐是“知己”，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怪，可仔细想来，这话却大有意味。“知己”这词照字面来讲，无非是彼此相知意思，倒不一定要志同道合。还在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时，何、张二人见面，观点情绪尖锐对立，事后何心隐便预言：张“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中国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话，看来这倒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知己有德，士愿为之死;另一种则是知己有力，他可以致你于死，张居正与何心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何心隐到底是否死于张居正之手似乎是一笔糊涂帐，因为杖杀他的是湖广巡抚王之垣，然而心隐临死前对王之垣说：“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按容肇祖先生的说法，“杀何心隐的实情，不必出于张居正的意旨，而为媚张居正的人所发纵指示的”。其实，便是认定张居正为祸首也不算冤枉他，他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而何心隐是为了讲学办学耗尽家财也不惜的，他办的宗族学校也许是古代中国最成功的“乡村教育”，张居正自是容不得他，至于动手，那当然不必亲自出马。清人金植《不下带编》卷一有云：“况他人耶?一分权势，一分造孽，非必自造，代之者众矣!”这的确堪称警语，好像是王阳明说过的吧，“心念一动，即是行了”，这在平民百姓恐怕还不至于出什么危险，可是在操纵权柄的人就不同了，若是有什么邪念或者恶念，那也许就真是“行了”，此无他，“代之者众矣”，张居正能不负一点责任吗?
作为一个政治家，张居正的才干在明代可称罕有其匹，乃至有人称“明只一帝， 高皇帝是也;明之一相，张居正是也”，其万历新政之有功于国也是史有定评。然而他在小节上是不无可议的，《明实录》称他“褊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官，倚信佞幸”也是实情，有时他的手段还相当辣。屈杀一个何心隐，在他当然只是一个小节问题，所谓小眚不掩大德。可是何心隐这一面看，这样说就未免太不公平，因为你的小节要了他的大命。
所以说，我们求知己，若是遇上一个表里澄澈、推诚相见、服我以德的知己，那自是值得庆幸的事，便是生命，虽说只有一次，也不必宝贝得舍不得拿出去;若是遇上一个有力的知己，今天与你诗酒唱和，明天保不定“小节”出了问题，弄得你胆颤心寒，那倒不如先就采取作揖主义，敬而远之，彼此不知的好。张居正和何心隐都是封建时代的人，这封建时代还真有些够呛的事，当年范蠡五湖泛舟去，算是够知趣(趣者，趋也，不妨如此一解)，然而若是慢了一着，怕也要“士为知己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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