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称：木户孝允

外文名称：きど たかよし

别名：桂小五郎

国籍：日本

民族：大和

出生地：长州藩

出生日期：1833年8月11日

逝世日期：1877年5月26日

职业：武士、政治家

主要成就：明治维新三杰之一

代表作品：《五条誓约》

明治维新三杰之木户孝允简介 木户孝允怎么死的

　　木户孝允(1833年8月11日—1877年5月26日)本名桂小五郎 ;长州藩出身，曾拜吉田松荫为兄，从斋藤弥九郎学习剑术，向江川英龙学习西方军事学。在尊攘、讨幕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维新后参加起草《五条誓约》，是政府的核心人物，推进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

　　少年时代

　　天保4年六月26日(1833年8月11日)，出生在长门国萩城下吴服町(现在的山口县萩市)，为藩医和田昌景的长男。母亲是后妻，上面有二位前妻所生的姐姐，虽然是长男，但被认为病弱而无法成人，长姐招婿文让继承家业，长姊死后，续娶了次姐。天保11年(1840年)，小五郎成为和田家对面的桂家养子，得以武士身分与俸禄，次年，桂家养母过世，回到和田家，由生父、生母、二姊共同扶养。十几岁以后，藩主毛利敬亲面前二度表演即兴汉诗及"孟子"的解说，皆受到褒奖，以此作为长州的青年才俊受到注目。

　　嘉永元年(1848年)，因病相继失去了二姊与生母后，过于悲伤卧床许久，不断向周围诉说希望出家替二姐与生母祈福。嘉永2年(1849年)，入吉田松阴门下学习兵术，松阴评：“有成事之才。”，并有“桂，为我所重视之人”的描述，除了师生间关系之外也保持着亲友般的关系。

　　剑客时期

　　弘化3年(1846年)，进入长州藩的剑术师范—内藤作兵卫的新阴流道场修行。嘉永元年(1848年)，成年礼后继承桂家大组士身分，由和田小五郎成为桂小五郎。小五郎比其他人更用心修行剑术，随后实力精进，渐渐受到周围认可。嘉永5年(1852年)，小五郎决意以剑术修行之名义自费留学江户，在得到藩的正式许可后，与其他五名公费留学生同行。

　　入门于江户三大道场之一—“力之斋藤”的练兵馆，得到神道无念流的免许皆传，入门一年后即成为道场塾头。流传着，挺拔的桂小五郎在对战时只要摆出竹刀上段之姿，“周遭人皆折服于其静谧气魄”之言。大村藩的渡边升与桂小五郎同期得到齐藤道场的免许皆传，并称为练兵馆之双璧。大略同时期的江户，武市半平太于桃井春藏的士学馆担任道场塾头，而坂本龙马也于“技之千叶”的桶町千叶道场担任道场塾头。

　　幕府讲武所总裁男谷精一郎的直系弟子击败，直到受藩命归国的五年余，小五郎作为练兵馆塾头，其间以剑豪之名名震天下，被延揽于大村藩等之江户藩邸，请其对藩士进行剑术指导。流传在安政5年(1858年)10月，小五郎与武市半平太、坂本龙马曾参赛于桃井道场的击剑大会，但事实上武市与坂本9月间已归土佐藩，并不在江户。

　　志向留学、开国、破约、攘夷之志士

　　练兵馆塾头的同时，受培里再度来航(1854年)之刺激后，立刻经师傅斋藤弥九郎介绍，向江川英龙提出实际参观的申请，以随从的身分陪同江川英龙亲眼目睹了培里的舰队。

　　松阴实行“下田踏海”之际，希望随同协助，却被为弟子着想的松阴坚决制止，结果“下田踏海”失败后得免于幕府的刑罚。随后与其内弟来原良藏一同向藩府呈交文书申请海外留学，令忙于应对松阴“下田踏海”后幕府监视的藩政府再度惊愕不止。海外留学相当于触犯江户幕府的锁国令，尚未有倒幕思想的长州藩政府，此时即使秘密间也不敢许可。小五郎被训斥后在担任练兵馆道场塾头的同时，开始求学于当代各名流之间，欲求吸收时代最尖端之技术为己用。

　　文久2年(1862年)，小五郎在藩政府中枢开始崭露头角，与周布政之助、久坂玄瑞(义助)共同采用松阴的航海雄略论为基础方针，击败了长州大目付长井雅乐所主张的，单独对幕府有利而开国的《航海远策略》。此后，长州藩藩论定位于开国攘夷，同时对屈于异国而违旨开港、却又锁港锁国攘夷的幕府路线，痛斥为不值一谈。文久二年至文久三年之春，长州藩开明派高层逐渐达成共识，派遣留学生视察欧美、吸收欧美文化，最终实现攘夷自主开国。

　　文久3年(1863年)5月，长州藩派出秘密留学生至英国留学，于横滨出发。长州五杰的密航留学生、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胜、远藤谨助使用藩费留学，此政策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周布将志向留学的小五郎提拔为藩政中心人物，继而小五郎拔擢通晓荷兰语与英语的村田藏六处于藩政中心，于是，长州藩权力中心渐渐形成了开明派主政的局面。久坂玄瑞不顾小五郎与高杉晋作以往的慎重论，依照江户幕府受命于朝廷而发出的攘夷宣言，率领长州军炮击在下关通过关门海峡的外国船舰为攘夷战争的开始，此战争约持续两年，理所当然，未能实现破约攘夷，最终以长州藩失败告终。经过高杉晋作的谈判，英美法荷四国联军要求有发出攘夷令的幕府支付赔偿金。5月，受藩命由江户上京，在京都与久坂玄瑞、真木和泉等共为破约攘夷而奔波，政治目标为强藩联合后实现大政奉还，建设新国家。

　　蛤御门之变

　　八月十八日政变在小五郎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依然名正言顺，但池田屋事件导致尊攘派群情激愤，尽管小五郎、周布政之助与高杉晋作皆反对，仍无法制止先发部队三百名藩士的上京，久坂玄瑞于山崎天王山、来岛又兵卫于嵯峨天龙寺、福原越后军则置军伏见，希望此举能够迫使朝廷平反长州藩主父子及长州派公卿的冤屈。朝廷也为此作出回应，会谈已经进行到朝廷准备把京都守护职之职由会津藩改为长州藩，以后幕府对朝廷的一切将置之不管”，并无觉悟到要与会津藩、幕府成为敌对关系的孝明天皇和公卿们，因此轻易感到畏惧而反悔，依从幕府方面一举消灭长州军的意图，朝廷发出了要求长州军于期限内撤退的最后警告。

　　长州军以武家名誉做赌注，无法未达成任何目的即垂丧逃亡般地返回本藩。于是，长州先发部队在呈交建白书请求尚在濑户内海、由毛利定广率领的二千长州本军返回本藩后，赌上向天皇直诉和集体死谏的先发部队，冲向蛤御门，禁门战争此时爆发。此时的小五郎计划说服因州藩加入长州阵营，在有栖川宫邸与因州的尊攘派实力者河田景兴展开了最后的谈判，因州藩任皇宫警卫，长州军即可直入皇居，但此时河田眼见大势已去，以时机尚早为由拒绝与长州同盟。违反先前约定而被背叛的小五郎，在孝明天皇出皇居后的避难路途中等待直诉，失败后背向鹰司邸奋战脱困，自此之后，在几松和对马藩士大岛友之允的协助下，开始了真正的潜伏生活。禁门之变后会津藩等幕府势力对长州人全面追缉捕杀，在理解到京都已无法继续潜伏后，出京都。

　　长州征讨

　　幕府对成为朝敌而败北的长州进行了第一次长州征讨，这时长州正义派政权下台，由保守派掌权，这次征讨结果长州不战而败，家老、幕僚自裁或被处刑以承担责任。长州保守派开始全面肃清正义派，但高杉晋作所率领的改革派军队揭竿而起，发动军事政变并取得胜利，改革派掌握政权。得知小五郎潜伏在何处的大村益次郎与高杉晋作等人，将小五郎以长州正义派统帅者身分迎回长州。担任长州政务座后，为实现高杉等人所期望的武备恭顺方针，而向军制改革与藩政改革的方向迈进。

　　长州藩经由土佐的土楠左右卫门、中冈慎太郎、坂本龙马等人斡旋，秘密地和萨摩结为同盟。同盟后，桂曾慎重地致信向龙马确认协谈内容无误，请其背书。内容趣旨如下，庆应二年(1866年)1月22日京都结盟以来，桂以长州代表身分，和萨摩的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屡次展开会谈，使萨长同盟更趋坚定。在同盟之下，长州以萨摩名义向英国购入武器、军舰。

　　幕府以长州武备恭顺和大村益次郎等人的秘密贸易为借口，强行发动第二次长州征讨。通过萨长同盟而秘密购入武器及船舰，并在大村益次郎之主导下实施近代军制改革的长州军，士气十分高昂。当时正在长州的坂本龙马对此有强烈感受，甚至在给萨摩的信里写道“长州军是日本最强的”。藩政府更印刷长防士民合议书36万册发给不分士农工商的领内各户，使领民一致团结起来。大岛口、艺州口、石州口三地在极短时间内相继击败幕府军，剩下的小仓口，也因原本打算抗战到底的肥后军战意全失，而确立了长州的胜利，此结果使滨田藩(包含天领、石见银山)和小仓藩的大部分土地，于明治二年(1869年)版籍奉还之前，均纳入长州藩(倒幕派)的控制。

　　明治维新政府

　　明治新政府建立，岩仓具视认为其有很高的政治识见，因而仅由其一人担任总裁局顾问，为所有政策的实质上最终决定责任者。太政官制度改革之后，担任外国事务挂、参与、参议、文部卿等职务。明治元年(1868年)以来，屡屡提出开明的建言，并持续率先做政策的实行。五条御誓文、新闻媒体的发达推进、封建的风俗习惯之废止、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人材优先、四民平等、宪法制定、三权分立的确立、两院制的建立、教育充实、法治主义的确立等建言，使明治政府渐次实施。再者，并于该际即提出将军人登用为阁僚之禁止、地方警察制度与裁判制度等极为现代化且开明的建言。

　　关于明治元年(1868年)3月14日发布之五条御誓文，木户基于福冈孝悌之拟订版本，将第一条之“兴列侯之会议”改为“广兴会议”、“五条御誓文”—由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向天地、人民宣誓的仪式，系基于木户的构想，木户说服了抵抗的守旧派，并使天皇更加认真对待维新。

　　岩仓使节团与其影响

　　为消除明治政府草创初期的朝令夕改、百家争鸣状态，随着明治4年(1871年)6月实现废藩置县的断行而稍趋稳定的政府，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三条实美共同要求由木户独自一人担任参议。虽然众人希望构筑一个“政令一途”的有效率体制，但重视开明与合议制的木户，对此持续坚持反对。依照大久保的妥协案，木户同意由自己和西乡共同担任参议，但随后基于为补足对政务娴熟的西鄕之由，向西乡建议让肥前也担任参议，西乡则回应，于是确立了由萨长土肥各一人担任参议的共和制参议内阁制。但是，因为施行者木户随后即为海外视察的全权副使而空位，这所谓萨长土肥各一人的共和制参议内阁制并没有维持许久。

　　海外视察组与留守政府组有着如下约定：“至海外视察结束之前，如未以邮送文书进行合意，则不能变更明治政府的主要体制及人事。”以留守政府的执行结果而言，这样的约定就形同具文，由于海外视察组亦未遵守约定时程归国，使原先的短期考察计划，延长至将近两年，导致也无法再对留守政府的责任予以追究。留守政府提出的征韩论，在海外视察组眼中却只能是绝对无法苟同的无谋之举。(当时的日本不可能大规模远征朝鲜半岛即使是发动战争没有实力与朝鲜的后台清朝交战的实力。留守人员考虑的是发动战争而转移和缓和国内矛盾，考察的人员长期在外学习，已经了解到日本和世界的差距，首先改革内治而非发动战争。)木户为海外视察期间出国的唯一参议，归国后，原因不明的剧烈头痛等旧病突然再犯，并持续复发、恶化。不知是否因为疾病，木户从此时开始已无法真正地执掌明治政府。

　　木户幕末以来的宿愿——开国?破约攘夷——也就是撤销不平等条约并缔结对等条约，为此目的，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全权副使之一，进行条约修正的预备交涉并视察欧美。不单是欧美进步的文化，其亦洞察到民主主义的不完全性与危险性而归，至今为止的开明急进派立场转变为渐进派，毕竟，欧美与日本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实在过大了。再者，痛切感到将征韩论等撤回与内治优先的必要性，积极倡诉宪法制定与二院制议会的设置，并致力于国民教育与天皇教育的充实。后来亲自担任文部卿，为充实国民教育尽力。对于西乡隆盛等人主张之征韩论、大隈重信与西乡从道等人主张之台湾出兵(牡丹社事件)，一贯反对。再者，为将农民由不公平的税制与重税中解放而积极推进的地租改正，以及，为废止武士特权而使其寻找新谋生之途而构想的秩禄处分，木户均激烈的反对。当政府于明治7年(1874年)5月决定出兵台湾时，对此抗议而辞去参议职务、回山口老家。

　　立宪政体方向之树立

　　明治元年(1868年)的集议所、明治2年(1869年)的公议所等，都是木户基于开明的方针而尝试努力的产物，希望落实相当于国会下议院功能之组织。然而，让存有江户时代封建意识的各地不满武士们充任临时职务与自由发言，就维新方针也好、现实面的可能性也好，都过于乖离，大久保等人甚至断言“应废止之”，认为时期尚早、非现实而无意义。再者，这些会议召开于‘废刀令’、‘四民平等’实施之前，只是成为萨长土肥以外，被剥夺特权的武士们不满的发泄场所罢了。

　　持续摸索相当于现代国会的众议院、并对其必要性持续主张的木户，整备环境、并认时机成熟后，于1875年6月20日～7月17日召开第1回的地方官会议，并亲自担任议长举行。该时点所订的5项法案均是地方员警、地方议会等得以促进地方自治的法案，然而，随着大久保内务省的崛起，这些项目并未能够以木户策划的方式实施。

　　明治10年(1877年)2月西南战争爆发，木户立刻请求亲自征讨鹿儿岛。大久保同样，请求担任镇抚使亲自去面对西乡。伊藤博文对两者均予以反对，最后依征兵令出动国军，木户则与明治天皇一同前往京都出差。随着病症恶化进入病危状态，明治天皇也曾前往探望，木户孝允于5月26日辞世。享年43 。

　　木户孝允的日记，显示了他的内心挣扎。木户表示，担忧在于长州藩与国家利益互相冲突。他经常要为自己被指出卖朋友而辩护。在当时的日本，还未形成近代国家的概念。这也是当时社会大变革时期，原来士族集团的困扰之一，武士原来是为自己的大名服务，老板没了给谁打工，为谁打工等的一系列问题之一。

西南战争发生于什么时候？日本西南战争的背景

西南战争发生于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间，是明治维新期间平定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因为鹿儿岛地处日本西南，故称之为"西南战争"。

西南之役的结束，亦代表明治维新以来的倒幕派的正式终结。

　　战争背景

　　地方势大

明治初年，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府面临着三方面的压力:

首先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仅仅靠萨摩藩、长州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

其次，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

第三，维新之后，日本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期，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争权夺利。

政府中以木户孝允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日本，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

矛盾激化

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1868年12月11日)，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统一各藩官制，强化政府对藩的监督控制;不受门第和旧习限制，提拔人才;藩政与藩主的家政分离)，接着又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一起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从总体上看，主要矛盾有:

1、开国政策与"攘夷"派之间的矛盾。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第三条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在后来的叛乱过程中，也多有攘夷派参与。

2、征兵制、秩禄处分与士族生存危机。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这也是西南战争的主因之一。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完成军队国家化。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以鹿儿岛县(原萨摩藩)为例，原藩常备军共计步兵16467人，炮兵511人，其他(辎重、骑兵)1190人。而取代旧藩兵的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共计常备军四个大队，兵员不超过4620人，规模大大缩小。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虽然退伍回乡军士可拿到一笔遣散费，但仍然引起了士族不满，明治六年的福冈士族暴动就是一例。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政府年度支出的20-30%(明治六年，政府的地租收入6000万日元，而家禄支出达1804万日元)，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明治九年八月，政府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将危机向海外转移，加强军备，进行军事扩张，将士族们的愤懑和不满引向海外。

"征韩论"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部分日本学者就开始歪曲历史，声称朝鲜历来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夺。到了幕末，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而朝鲜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在政府内部，形成了以西乡隆盛(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首的内治派，其实对于征韩问题，两派并不二致，都认为必须对朝鲜发动战争。而不同点在于:西乡派要求立刻遣使，以获得开战的借口;而大久保认为遣使就是立即开战，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当下不是开战的时机。西乡派其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谋求渐进式扩张，避免第三国干涉。

明治六年(1873年10月23日)，天皇以敕书形式宣布采纳代理太政大臣岩仓具视的意见，推翻了西乡征韩一事。同日，以西乡为首的"征韩五参议"下野。

明治政府逐步废除士族特权，本就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对外战争暂时被否决，向海外转嫁危机的途径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满的途径就剩下反对明治政府一条路了。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使不满的士族们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让不平士族们的基层和高层得以结合，时局发展到这一步，西南战争已是不可避免了。

私立军校

明治六年，西乡隆盛因为"征韩论"不被接纳而且和右大臣岩仓具视等政府要员不和，愤而辞官回乡。当时出身自萨摩藩的新政府军官及士兵们也追随西乡隆盛相继辞官返回鹿儿岛，例如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表面上回到鹿儿岛的西乡隆盛已不理政事，过着耕种、捕鱼、打猎的乡间生活，实际在西乡隆盛心中仍然记挂着国家，他极为不满明治政府的种种政策，一直认为政府必须进行改革。

明治七年(1874年)一月，岩仓具视在赤违被一班不满士族袭击受伤。二月，第一次大规模不满士族举兵发生，旧佐贺藩藩士江藤新平发动反政府叛乱，他也是因为"征韩论"失败后辞官返回佐贺的。同时，明治政府开始进行"台湾征讨"计划，自西乡隆盛离开政府后，国内外出现了那么多重大问题，国家开始走入混乱时期。六月，西乡隆盛为了追随他而回乡的一班青年建立教育机关，于是在萨摩藩的旧居城、鹤丸城设立私立军校包括炮队学校，枪队学校等。一般认为，设立私立军校的目是为了防范欧美列强的入侵，西乡隆盛最担心的就是俄国的野心。其次，西乡隆盛眼见明治政府日渐腐败又不肯改革，心想各地的不满士族必会发起叛乱，到时必须要有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再次进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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