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裴矩
别 称：裴世矩
字 号：字弘大
所处时代：隋唐时期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河东闻喜
出生时间：547年
去世时间：627年
主要作品： 《西域图记》
主要成就：经略西域，分化突厥
官 职：检校侍中、民部尚书
爵 位：闻喜县公→安邑县公
谥 号：敬
追 赠：绛州刺史
隋末之佞臣，唐初之贤臣：谜一般的裴矩
有的时候，同为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君王的手中，往往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昏君手下，他是一个佞臣，而在明君手下，他则是一个良臣。隋末唐初，就有这么一个奇特的人物，他既有文才，又有干才;他曾用优美的文字撰写了《西域图记》，把当时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地貌、风俗民情，记载得十分详尽，十分耐读。他历仕杨隋、宇文化及、窦建德、李唐四家，前后经六十余载，“年八十，精明不忘”。更奇特的是，他先谄媚逢迎于隋炀帝杨广，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主意，是一个大佞臣;而降唐后，却变成了忠直良臣，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谏臣。这个人就是裴矩。
裴矩，山西闻喜人。先以隋朝吏部侍郎的身份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在他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时，为了招徕胡人，不惜花费巨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的：“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导也。”
更有甚者，裴矩向隋炀帝建议，邀请西域各国到东都洛阳参观天朝盛威。于是，在洛阳端门一带大陈百戏，光乐队就有一万八千余人，整整延续了一个月，花费十分浩大。不仅如此，他还让外来者在各个饭店白吃白喝，美其名曰：“中国丰饶，酒席例不取值”。时值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方冬季，他命人用绢帛缠树，却告诉不明就里的胡人，此乃“仙晨帝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导演这出“盛世”天朝大戏之时，长安一带，民大饥，百姓流离失所，人畜多有饿死。就连有的胡人都当面质疑：“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以如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对于裴矩的这些作为，士民恨之入骨，称其为佞人。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个在隋朝被称为佞人的裴矩，在隋亡几经波折降唐后，却做了不少好事，成为唐初良臣。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裴矩以民政尚书的身份上表，对遭受突厥暴践者给以抚恤，民众欣然。
李世民对官员的行贿受贿深恶痛绝，想出惩治法：他密使左右用财物试探官员，果然有门官接受了一疋帛。李世民大怒下令处斩。就在此时，裴矩义正词严地批评唐太宗，道：“为吏受赂，罪诚为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番话，说得唐太宗点头称赞。李世民不愧一代英主，当即“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把裴矩敢于当庭直谏的精神大大地表彰了一番。
为什么同是一个裴矩，在隋是佞人，而在唐却成了贤人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么评论说，君主如同测影子的表，臣子便是表所映出影子，表怎么动，影子就会随表而动。若君王不喜欢别人说他的过错，那么忠言就会变成佞语;若君王喜欢听到别人的直言不讳，那么佞语就会变为忠言。司马光在此提出了一个极其鲜明的观点：即，上行下效。也就是，上梁正而下梁端，上梁不正下梁歪。
裴矩为隋臣时，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好做假动作，好做打肿脸充胖子虚事。为了取悦皇帝，他便不惜劳民伤财，在洛阳导演了那场假富裕的大戏。可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提倡说实话办实事，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皇帝，所以，隋朝的佞人，便在这样的好皇帝领导下的好环境中，变成了贤人良臣。这就是“君明臣直”的硬道理。
裴矩为何拍隋炀帝马屁却在唐太宗面前说真话？
在隋炀帝杨广眼里，唐太宗李世民心中，裴矩都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忠臣、良臣。
这就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了。
在历史的评价中，隋炀帝那可是排得上号的昏君、暴君，而唐太宗却是少有的明君、仁君。
这一好一坏两个皇帝，怎么对裴矩的评价如此高度一致?
隋炀帝喜欢裴矩，因为裴矩很懂他。一个眼色过去，不用说出来，裴矩就已经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包他满意，“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倾，则矩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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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喜欢搞大排场，喜欢时不时搞个大新闻，更喜欢万国来朝、天下归心的天朝气象。
裴矩就充分施展纵横捭阖之术、远交近攻之策、合纵连横之能，将西域诸国收拾得服服帖帖。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要去甘肃一带视察工作。裴矩组织高昌、伊吾等西域二十七国的首领，前去觐见杨广。二十七国如此俯首帖耳，自然是看在裴矩背后使出的小钱钱面子上。
第二年，即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决定在东都洛阳召开“大隋西域诸国元首峰会”，总策划、总导演的担子自然落到裴矩身上。
裴矩建议隋炀帝聚齐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在洛阳搭戏台唱大戏，组织官员百姓都穿上节日盛装，随意观看，“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
这还没完，裴矩又下令洛阳城内所有饭馆酒店敞开怀抱，迎接各国贵宾，吃饭通通不要钱，放开肚子可劲造。那些整天在大漠草原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蛮夷，哪见过如此阵势，纷纷称赞中国乃天朝上邦，神仙天堂，“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
看着裴矩辛勤操劳的身影，隋炀帝很是感叹，“若非奉国用心，孰能如是”，若不是裴爱卿以身许党许国，夙夜在公，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怎么会对朕和大隋如此上心。天下官员都要以裴矩为榜样，树立看齐意识，为我大隋事业添砖加瓦。
在众多以裴矩为样板的官员齐心协力、前赴后继下，杨隋的招牌终于被李唐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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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矩经过一番周折，完成了从隋臣到唐臣的转型，先后在武德和贞观年间为臣。
唐太宗经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意图刷新吏治，首先举起的就是反腐败大旗。为对腐败官员进行精准打击，李世民决定钓鱼执法，“密使左右试贿之”，让人主动去送钱送物，看哪个官员敢收。
有人真的就敢收，“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李世民大怒，要杀鸡给猴看，将其斩首示众。
若是在隋炀帝时期，裴矩肯定还没等杨广发话，就一刀将贪赃官员剁掉，那时裴矩的行政作风就是“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
但天下已经是换了人间，裴矩也要与时俱进。他劝李世民，这小子是应该死，但您钓鱼执法的路数也忒不地道，明显是故意陷害嘛，您这可不是以德治国的典范啊，“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看着慷慨激昂、振振有词的裴矩，李世民有些不认识他了。
裴矩在隋炀帝时期的那点破事，李世民很清楚。既能改过自新，自然要鼓励一番。李世民拍拍裴矩的肩膀，兄弟，你果然金盆洗手、洗心革面了，好好干，继续努力。
不但如此，李世民还召集朝廷五品以上的官员，开了个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会，大大表扬了裴矩敢说真话、直言极谏的高尚行为，“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号召高级干部都要向裴矩看齐，向裴矩学习，“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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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以裴矩为标杆的官员齐心协力、前赴后继下，大唐终于在李世民的手上迎来了第一个盛世，是为“贞观之治”。
从杨隋到李唐，从隋炀帝的佞臣到唐太宗的直臣，裴矩还是那个裴矩，其本心并没有变化，“非其性之有变也”。
变的是皇帝，变的是朝廷的政治生态。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大臣;有什么样的朝廷，就有什么样的政治。
上梁不正，如何强求下梁不歪。上梁若正，下梁想歪也歪不到哪去!
敢说真话，敢于抗上，敢于妄议，从来都不是什么难事，只是“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
在决定说真话还是说套话或假话之前，请先瞪大眼睛，看看你面对的是桀纣还是尧舜。
为什么说马屁大王裴矩是最会见风使舵的大臣？
话说杨广的豪华车队出塞北，一路之上都是看热闹的胡人。他们以为遇到了神仙下凡，远在十里以外,就闻风朝皇帝车队方向跪拜,军队附近更没有敢骑马的人,那些突厥贵族们前往迎接时，都跪在大帐前，连大气都不敢喘。
上有所好下有所效，随行的大臣们差不多个个帮杨广出主意，如去哪儿玩，哪里有什么珍宝等等。
其中，一个叫裴矩的大臣，马屁拍得更是一绝。他根据自己在西域为官时收集的资料，加上商人提供的情报,编撰了三卷《西域图记》, 内容包括共四十四国风土人情、仪形服饰等,呈给杨广。没想到杨广看后，龙心大悦,亲自向他请教西域问题。裴矩并没有将西域的民生如实上报，而是介绍哪个国家有奇珍异宝,还声称富饶的吐谷浑很攻下。
其实，裴矩还是很有治国才华的。杨坚在位时，深受赏识并得到重用，曾派他平定南陈和广洲叛乱，官至吏部侍郎，之后又被杨广派往西域。在那里为官十余年，他不辞劳苦，几乎游遍西域，还为治理西域殚精竭虑，用反间计使突厥内斗，之后又笼络、分化、削弱，消除隋朝最大的威胁，使得西域四十国臣服进贡，“交通中西，功比张骞”。
可是，返朝后的裴矩，开始迎合杨广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再次利用自己的“智慧”，日夜揣摩皇帝的心思。
听了裴矩的介绍，杨广心里痒痒的,很想如秦皇汉武一样,继续让裴矩管理西域。裴矩抵达西域驻所后，说服杨广动用国库，派使臣携带大量金银前往张掖,“引诱”那些胡人。自此，西域与中原交往越来越多，可是费用全由大隋国库支出,最终造成国库空虚。
然而当他入唐后，裴矩很快发现，太宗和炀帝不是一类人。李世民善纳人言，“导之使谏”，裴矩又看准了风向，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来个华丽转身，成为“犯颜直谏”的诤臣。受到太宗的夸奖：裴矩这样干下去，国家“何忧不治”！
不得不说，裴矩这个人确实会见风使舵。有关裴矩的这种行为，历史上就有很多议论，如司马光认为他是一个忠臣，只是由于皇帝的好恶才因此变忠变佞了似的。
解密：隋朝佞臣裴矩为何会在唐朝变成了能臣良臣？
有的时候，同为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君王的手中，往往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昏君手下，他是一个佞臣，而在明君手下，他则是一个良臣。隋末唐初，就有这么一个奇特的人物，他既有文才，又有干才;他曾用优美的文字撰写了《西域图记》，把当时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地貌、风俗民情，记载得十分详尽，十分耐读。他历仕杨隋、宇文化及、窦建德、李唐四家，前后经六十余载，“年八十，精明不忘”。更奇特的是，他先谄媚逢迎于隋炀帝杨广，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主意，是一个大佞臣;而降唐后，却变成了忠直良臣，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谏臣。这个人就是裴矩。
裴矩，山西闻喜人。先以隋朝吏部侍郎的身份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裴矩掌之”(见《资治通鉴》)后拜为民部侍郎，不久又迁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在他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时，为了招徕胡人，不惜花费巨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的：“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导也。”
更有甚者，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裴矩向隋炀帝建议，邀请西域各国到东都洛阳参观天朝盛威。于是，在洛阳端门一带大陈百戏，光乐队就有一万八千余人，整整延续了一个月，花费十分浩大。不仅如此，他还让外来者在各个饭店白吃白喝，美其名曰：“中国丰饶，酒席例不取值”。时值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方冬季，他命人用绢帛缠树，却告诉不明就里的胡人，此乃“仙晨帝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导演这出“盛世”天朝大戏之时，长安一带，民大饥，百姓流离失所，人畜多有饿死。就连有的胡人都当面质疑：“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以如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对于裴矩的这些作为，士民恨之入骨，称其为佞人。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个在隋朝被称为佞人的裴矩，在隋亡几经波折降唐后，却做了不少好事，成为唐初良臣。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裴矩以民政尚书的身份上表，对遭受突厥暴践者给以抚恤，民众欣然。
李世民对官员的行贿受贿行为深恶痛绝，便想出一惩治之法：他密使左右用财物试探官员，果然有个门官接受了一疋帛(类似于今日之钓鱼执法)。李世民大怒，下令处斩。就在此时，裴矩义正词严地批评唐太宗，道：“为吏受赂，罪诚为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番话，说得唐太宗点头称赞。李世民不愧一代英主，当即“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见《资治通鉴》)，把裴矩敢于当庭直谏的精神大大地表彰了一番。
《旧唐书.列传十三》是这样评价隋朝时的裴矩的：“是时，帝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帝指隋炀帝)。在《新唐书.列传二十五》中则是这样评论的：“封伦、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之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
为什么同是一个裴矩，在隋是佞人，而在唐却成了贤人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么评论的：“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这里所说的表，是指用来测影子的表，景是指由表映出的影子。也就是说，君主如同测影子的表，臣子便是表所映出影子，表怎么动，影子就会随表而动。若君王不喜欢别人说他的过错，那么忠言就会变成佞语;若君王喜欢听到别人的直言不讳，那么佞语就会变为忠言。司马光在此提出了一个极其鲜明的观点：即，上行下效。也就是，上梁正而下梁端，上梁不正下梁歪。“楚王喜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裴矩为隋臣时，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好做假动作，好做打肿脸充胖子虚事。为了取悦皇帝，他便不惜劳民伤财，在洛阳导演了那场假富裕的大戏。可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提倡说实话办实事，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皇帝，所以，隋朝的佞人，便在这样的好皇帝领导下的好环境中，变成了贤人良臣。这就是“君明臣直”的硬道理。
写至此，窃以为，一定会有人拿内因是变化之根本，外因只是变化之条件这一辩证法来驳斥上述观点。我不想在此讨论鸡蛋与石头的哲学伪命题，而只想用《晏子使楚》中的文字来说明。“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由橘变枳，就是因为淮南淮北水土不同，也就是生长环境不同的原故。不然，古人怎么会总结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呢?如果没有唐太宗时期良好的社会环境，裴矩说什么也不会由佞变贤的。由此可知，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能让一个作恶的人，变成一个向善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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