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王履
字 号：字安道
号畸叟、抱独老人
所处时代：元末明初
出生地：昆山(今属江苏)人
出生时间：约生于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
主要作品：《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
主要成就：于医学理论颇有造诣，探讨医理强调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
信 仰：道教
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又号抱独老人，元末明初医学家、画家、诗人
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又号抱独老人，约生于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卒年不详，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尚在，昆山(今属江苏)人，祖籍魏博(今河北境内)，元末明初医学家、画家、诗人。学医于朱丹溪，是其门人，尽得朱氏之学。《古今医统》称王安道“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实能贯彻源流，非漫为大言以夸世者”。充分说明王氏之学于医学理论颇有造诣，其探讨医理强调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治学严谨，立论有据。著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现唯有《医经溯洄集》行于世，是其代表著作。
《古今医统》称王安道“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
《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实能贯彻源流，非漫为大言以夸世者”。
这充分说明王氏之学于医学理论颇有造诣，其探讨医理强调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治学严谨，立论有据。著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现唯有《医经溯洄集》行于世，是其代表作。
1.意溢乎形
他所说的形，不是无意之形，而是“主乎意”之形。
2.“法在华山”和“艺匠就天”.“法在华山”就i是古人说的“外师造化”，王履注重意而不轻形，他认为意由自己的思想得到华山的启发而立。
3.宗与不宗
对传统的借鉴，是继承，反传统而行其实也是一种继承，只是继承的角度不同罢了。
4.“去故而就新”
古人是人，能立家数，后人也是人，也应该立家数，不能“纸绢者辗转相承”，所以要.“去故而就新”。 《吴中先贤谱》 苏 文 编绘
5.庶免马首之络
强调画家要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6.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
此语和前人所说“心师造化”、“外师造化，中的心源”相类。王履能根据自己的身心体会，用如此简洁、精辟的话语点出画理，非常难得，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
王履到底是医师还是画家？他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人生际遇虽然看似难以琢磨，实则有必然规律。当初卫国内乱，夫子即知子羔当活，子路必死。性格决定命运，态度决定成败，无论如何，最终坚持的那一口气不能自我解构。失败可以接受，但不能乱了阵脚，胡乱作为。该坚持的还得坚持，天塌下来毕竟还有高个子顶着。是以对中国绘画领域的诸君来说，环境或好或坏，际遇或顺或舛，做好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
明初王履主业是医生，有医学专著留世，所以他喜欢画画，更喜欢写绘画心得，留有《华山图序》一文，其中“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一句，近代以来被行内人士多视为绝妙好辞，堪比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绘画的写实主义做了最好的注脚。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碍于情面或者时势也沉默不语，沉默是金子不假，吞下去却会死人。热心肠的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所以他对文化传统采取了“不放弃、不抛弃”的人生态度。
近代绘画逐步以写实为尚，源自于明代以来出现了世俗化风气，不仅仅是作为皇帝的高层领导不再爱好典雅，整个文人群体也随着社会的逐渐商业化变得更加庸俗和琐碎。明永乐帝喜欢霸道通俗的绘画主题，对于宋代绘画之巅峰的马夏风格不屑一顾，说：“是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何取焉。”以现实世界的责任担当去要求绘画精神世界的绝对服从，这是文化精神上的禁锢，体现的是皇权的霸气和整个社会格调的低俗和堕落，是以无论戴进、吴小仙为主的浙派绘画如何努力，其风格气息的粗略卑俗必然导致明代文人不参与，令其在画坛昙花一现的根本原因。在此，我必须承认，虽然我不怎么喜欢明代文人的党争习气，但在价值操守这个层面，纵观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他们还是基本坚持了基本的文化立场。
不过，社会的发展总有不可抵挡的大势，清末慈禧太后特别喜欢传教士郎世宁的画，民国徐悲鸿倡议“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近代以来，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又把王履的“师华山说”当作中国画写实主义的传统加以肯定和推崇，缘木求鱼，莫过于此。于中国画来说，写意是虚不假，但写实又何尝是实?黑白、有无、虚实之变化，又怎么能以一个简单的“实”或者“虚”能说明清楚呢?王履之说，由心外求，张璪之意，得于心内，一外一内，不惟境界上截然不同，在效果上也是大相径庭。王履的画显得粗略浅陋，格调不高，张璪的画虽世已不存，但内行人荆浩推崇其“笔墨积微，不贵五彩”。对了，荆浩也曾入太行山中写送树万本，也被当下许多人当作中国画写实主义传统的代表。
事实上，当前的写实主义风气跟王履、荆浩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只是被迫做了回站台道具。若具体到中国绘画的一笔一划，谈及笔墨审美，哪里需要去计较写实或者写意呢?这都是形而下的意识形态作怪。画画写字，散怀抱而已。宗炳眷恋匡庐，欲令群山响，不妨偏重于相;倪瓒不计芦麻与竹，就想舒缓情怀，且作非相看。相与非相，皆过河之舟，执着一处，即落下乘。所以，即使高居翰怎样推崇张宏，将其与董其昌并列为明末大画家，都不会得到中国画家群体的响应，毕竟他于中国文化底蕴还是隔阂太深了。
当然这也不妨碍高居翰以他的见地来解构中国绘画，甚至有所谓大美学家希望能用“西体中用”的方式来改变中国艺术审美的根本存在，我们也表示理解，文化宽容不能止于口头表述，精神于现实世界也摆脱不了物质基础。西方传教士自明末清初即入中国传教，明代利玛窦或儒或道或释，乃至化身为炼金师，种种变化，不过是为了传道而已。可惜，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血脉宗亲概念是那样的“僵固不化”，以致有教士回信罗马教廷，说只有以战舰大炮征服中国之后，才有可能改变传道不畅的局面。历史证明这个人的确有远见卓识，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真心实意地掀起了反对传统文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乃至于今天，我们许多艺术家，艺术评论家都将王履这样的浅显语录当成了绘画原则，无论真心还是假意，都彰示了这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改善。这令人多少有些遗憾，也是艺术圈长久浮躁，不能沉静的一个原因。
唐代韩愈借着“古文运动”反对所谓的传统，苏东坡赞许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跟韩愈“一归于正”的人文认识有绝大关系。自古以来，不破不立，我们不怕任何层面的反传统思潮，甚至经不起风吹雨打的传统也不值得去珍惜。只要把握好那个度，对文化传统的发心归于正，则一切都好
何谓正?《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
王履有着怎样的思想理论？他的医学主张是什么
王履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但是这种运动变化，又有一定的规律，既不可运动太过，又不可运动不及，运动中对立的双方要相互协调，才能维持事物的存在，在人体则维持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以人体言，五脏之气亦应正常而不过亢，才能发挥脏腑的正常功能。如果某脏气过亢，则破坏人体脏腑功能的协调，反而为病。每一气均有相应的他气来制约它，只是在其未亢之时不表现出来，仅是随之而已。只有当其过亢之时，才表现出制约之象。而医生治病，不过是帮助患者使其自我调节系统达到正常，以保持人体正常的生化功能而已。王氏十分重视运用亢害承制之理来说明人体自身的防病抗病能力，重视机体的内在调节，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此外，就临床诊治思路而言，王履认为医生诊断疾病的方法，是根据当时的病情表现，诊断疾病，并依此来推断其病因，即所谓审症求因。而并非开始感受邪气时，即能预定其以后患什么病。因为感受邪气之后，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还有因为正气抗邪而使邪气消散而不发病者。种种不同，不一定均患一样的病证。因此王氏重视“因病知原”，以病证推断病因，是十分正确的。
古人认为冬伤于寒，其感邪而即病者，即为伤寒;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者，即称为温病与暑病。由于认为病因是一样的，因此在王氏之前，人们多从伤寒论治，而以治伤寒之方通治伤寒与温暑之病。刘完素创六气化火之说，并称伤寒为热病。提出“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的观点。对王氏之学颇有影响。王安道根据临床的实际，指出伤寒与温暑之病应当分别，尤其对治疗方法的区别论述颇详。首先，王氏认为伤寒、温病、暑病三者不同，各自“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当，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误于人，吾未之信也。”王氏从三者之名称不同，病因各异，临床表现也不一致出发，因此治疗绝不能相同来认识。例如伤寒一病，是发于天气寒冷之际，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外现一派寒邪郁表而卫阳被遏的表现，治疗则必然应选用辛温之剂，否则不能散其寒邪。而温病、热病，则发病于天气喧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于腠理，外无寒邪束表，因此治疗就宜用辛凉、苦寒之剂，否则不能解其热。
他认为，伤寒与温暑，病因虽同出一源，均为冬伤于寒而致，但是属不同类的疾病，不能混淆其治法。仲景之方为群方之祖，可借用其方，但仲景之方非为治温暑病证而设。王安道的这些看法，比起明清温病学家来，尚不十分深刻，其中，对温暑病的病因尚未超脱《内经》的理论范畴，但已从病的治法上将其分开，为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此外，王履对于中风病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风有二，有外感风邪者为真中风，而因火、因气、因痰而致者，属类中风，使中风的理论渐趋完善，对明清医家在此问题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王履的医学主张，虽来源于朱丹溪，但却能发挥自己的独到见解，不拘前人之说，能以临床实践为依据，实事求是来探讨医理，是十分可贵的治学精神，对明清以后医学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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