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昭仁皇后康熙帝第二任皇后

本 名:钮祜禄氏

别 称:谥号:孝昭仁皇后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满族镶黄旗

出生时间:1653年

去世时间:1678年3月18日

康熙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简介 孝昭仁皇后怎么死的

  孝昭仁皇后(1653年—1678年3月18日),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的第二任皇后,辅政大臣一等公遏必隆女,鳌拜义女。康熙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1677年),册为康熙帝第二任皇后。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1678年)已时驾崩于坤宁宫。康熙十七年闰三月廿一,谥曰孝昭皇后,康熙二十年三月初八(1681年),入葬景陵地宫;雍正元年九月(1723年)加上尊谥曰孝昭静淑明惠正和钦天顺圣仁皇后,升祔太庙;乾隆元年三月(1736年)加上尊谥安裕二字;嘉庆四年五月,加上端穆二字,全谥曰:孝昭静淑明惠正和安裕端穆钦天顺圣仁皇后。无子女。温僖贵妃为孝昭仁皇后亲妹,两人同为康熙帝后妃,是康熙年间著名的妃嫔。

  孝昭仁皇后是病死的。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二十二日,立为皇后。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月二十六日,崩于坤宁宫。

  康熙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册为皇后仅半年,于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已时崩于坤宁宫,距第一位皇后孝诚仁皇后死还不足五年。

  孝昭仁皇后与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的葬仪同,不同之处是孝昭仁皇后丧期正是征讨“三藩”的关键时候,康熙帝下圣旨:凡出征王、贝勒及各官为国讨贼、平定地方效力行间,今令伊等委服丧服,朕心不忍,其穿孝服、摘耳环、散发,俱著免。二月二十八日奉移皇后梓宫于武英殿。三月二十五日奉移皇后梓宫往巩华城,与第一位皇后同安于享殿。闰三月二十一日册溢为孝昭皇后,后于康熙二十年三月初八与第一位皇后的梓宫奉移清东陵之景陵,入葬地宫。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累加谥号,全称为:孝昭静淑明惠正和安裕端穆钦天顺圣仁皇后。

  相关史料

  附《清史稿 列传一 后妃》

  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一等公遏必隆女。初为妃。康熙十六年八月,册为皇后。十七年二月丁卯,崩。二十年,与仁孝皇后同葬。上每谒孝陵,辄临仁孝、孝昭两后陵奠醊。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昭静淑明惠正和安裕端穆钦天顺圣仁皇后。

孝惠章皇后与康熙的深厚母子情

  孝康章皇后,蒙古人,博尔济吉特氏,她的姑母是顺治帝的第一位皇后,于顺治十年被废,降为静妃。顺治十一年年仅14岁的博尔济吉特氏被入选进宫,封为妃,一个月后册封为皇后。

  博尔济吉特氏比顺治帝小3岁,虽然年轻貌美,但过于忠厚老实,不善逢迎,所以入宫后并不得宠。两年后,天姿国色的董鄂氏入宫,神的宠幸,博尔济吉特氏更受冷遇。顺治帝总想废掉这位失宠的皇后,让董鄂氏取代她。顺治十五年新年刚过,顺治帝就以博尔济吉特氏皇后在化工太后有病期间“礼节疏阙”为由,停止了她的“中宫笺奏”只保留皇后位号和册宝,实际上等于停止了皇后的职权,后来皇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出面进行了干预,顺治帝被迫恢复了“中宫笺奏”。顺治帝的废后之意由于皇太后和董鄂氏皇贵妃的抵制和苦劝才没有实现。

  博尔济吉特氏入宫不到七年,顺治皇帝就撒手人寰了,当时博尔济吉特氏芳龄刚21岁,便开始过上了寡居生活。康熙皇帝即位后,尊她为皇太后,先后五次给她恭上徽号,其徽号的全称是“仁宪恪顺诚惠纯淑端僖皇太后”玄烨的生母孝康章皇后病逝时,玄烨刚十岁。于是博尔济吉特氏协助孝庄文皇后担负去培养教育玄烨的重担。博尔济吉特氏把玄烨当做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母爱,与玄烨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母子之情,虽非亲生,胜如亲生。在他们相处的半个多世纪时间中,玄烨对皇太后极为孝顺恭敬,以养天下。玄烨到外地巡游时,多次奉皇太后同行。巡视江南、展谒祖陵、汤泉沐浴、塞外避暑、朝拜盛京。每次皇太后圣诞之日,玄烨总要隆重庆贺。康熙四十九年是皇太后七十大寿之年,正月十六日玄烨在皇太后宫举行了盛大宴会,隆重庆贺。57岁的玄烨为给皇太后助兴,在大臣、太监、宫女面前,高兴地跳起了蟒式舞。玄烨频频举杯,向皇太后敬酒,此举在当时被传为天家盛事。

  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年逾七旬的皇太后染病在床,住在京西畅春园的玄烨闻知此信,心急如火,不等沿途设好警戒,只带了少数近侍人员,疾驰数十里,赶回皇宫,直奔宁寿宫看望皇太后。这期间,玄烨也是疾病缠身,头晕脚肿,行动维艰。玄烨不顾身体有病,天天去看望皇太后,每次用丝帕缠着脚,用软较抬着去。64岁高龄的玄烨跪在皇太后的病榻前,拉着皇太后的手,深情地说:“母后,臣在此”昏迷中的皇太后依稀听到了喊声,使劲挣开双眼,用手遮着光线,颤微微地看着玄烨,拉着玄烨的手,久久不放,嘴角连动了几动,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深厚的母子之情,感动得在场人无不落泪。

  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傍晚,皇太后与世长辞,享年77岁。她当了57年皇太后,长达半个多世纪,是清朝当皇太后时间最长的人,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她的寿数也较高,仅次于乾隆帝的生母孝圣宪皇后,在清朝皇太后中位居第二位。

中国古代的雪有多大:康熙年间大雪连降40天

  近来全国多地连降大雪,气温骤降,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其实,从历史记载来看,中国古代的大雪远比现在大得多。

  汉武帝时期遭遇大雪灾年

  元鼎二年三月大雪“平地厚五尺”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中国五千年气象史上,曾出现过四个寒冷期。对于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前期的第一个寒冷期,相关史料几乎没有。最早的一次记载并未直接说下雪,而是“雨雹”,见于《竹书纪年》,事发西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到了第二个寒冷期,大雪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

  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相当西汉末年到隋初,期间经历东汉、三国、晋、南北朝。实际上,在这之前反常气候已经出现,大旱大涝不断。刘彻(汉武帝)当皇帝时,好几个年头的冬季都出现了极端的大雪天气。

  汉武帝当皇帝长达55年,是西汉在位最长的皇帝,天灾人祸也最多。其间有三个大雪灾年,被记入了史书。

  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二月,这一年刘彻打到了“一角而足有五蹄”怪兽,被视为祥瑞,于是定年号为“元狩”。实际上这一年天下一点也不吉祥,当年冬天,“大雨雪,民多冻死。”大雪到底有多大,从很多老百姓被冻死的情况来分析,这场大雪肯定不是一般的大。

  七年后又连着两个雪灾年。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三月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三月,连着出现极端倒春寒。元鼎二年三月的大雪“平地厚五尺”。元鼎三年的情况比元鼎二年更糟糕。常年一般到阴历三月,中原地区的河水是不会结冰的,这年竟然结了;而到了阴历四月,又下了场大雪,关东十余郡县老百姓缺衣少粮,饥寒交迫,出现了为了活命“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虽然天下饥荒不断,刘彻等西汉皇帝却将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财富用来造陵墓,置随葬品。在东汉初年的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一个大雪天,这些帝王陵大多让赤眉军盗了。当时起义军无衣无食,“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

  唐昭宗时“自冬至春雨雪不止”

  天复元年“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

  在第二个寒冷期内,各个朝代都出现了反常性的雪天。三国时期的吴国,太平年间竟然出现雷暴雨后下大雪的奇怪气象。据《晋书·五行志》记载,当时吴国是孙亮当皇帝,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公元257年4月5日)先下了一场雷暴雨,第二天乙卯日下起了大雪,气温骤降,“大寒”,史家称,“既已雷电,则雪不当复降,皆失时之异也。”阳历4月5日下雪,无异于民间忌讳的“六月雪”。

  六月雪,向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不祥,元朝关汉卿杂剧《窦娥冤》中便用“六月下雪,三年不雨”来形容窦娥的冤情;汉乐府《上邪》中则把“夏雨雪”,视为世界末日来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六月雪”在中国气象史上还有很多记载,如战国时,陕西一带多次下“六月雪”——

  秦躁公八年(公元前435年),“六月雨雪”;周威烈王四年(公元前422年),“四月,晋大雨雪”;周烈王三年(公元前373年),“夏六月,赵(国)雨雪”。

  不过,这种反常雪天尚不算可怕,唐末一场超级大雪连皇宫每天都有人冻死了。唐代倒数第二位皇帝李晔(唐昭宗)主政末期的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是个大灾年,先是夏秋之交“久雨”,入冬以后就开始下雪,连雨夹雪一直下到春天也未停止,即史书所谓,“自冬至春雨雪不止。”

  在这种极端天气下, “民冻馁者无数”。在当时的陕西京城,未到十一月便“城中薪食俱尽”,“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每天冻饿死的老百姓都在千人以上!

  当时正值荒年,再加上这么糟糕的雪天,连皇宫粮食都断炊了,李晔只好命令宫人,在宫中支起一个小磨,自磨豆麦充饥。“自后宫、诸王十六宅,冻馁而死者日三四”,堂堂帝王之家,每天都有三四个人被冻饿死,民间灾难之深重就可想而知了。

  唐朝时的怪雪还有不少,如在李适(唐德宗)当皇帝的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四(公元805年2月10日,京城下起了“赤雪”,百姓议论纷纷,视为凶兆。

  宋哲宗时“苦寒”“死无亲属者官瘗之”

  天禧二年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

  公元1000至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第三个寒冷期。《宋史·五行志》上的雪灾纪录以北宋初期为最,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主政的22年,有5个年头发生雪灾——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宣州霜雪害桑稼。

  雍熙二年冬,南康军大雨雪,江水冰,胜重载。

  端拱元年闰五月,郓州风雪伤麦。

  淳化三年九月,京兆府大雪害苗稼。

  淳化四年二月,商州大雪,民多冻死。

  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江、溪鱼皆冻死”。

  在赵煦(宋哲宗)当皇帝的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冬天,京师(今天河南开封)所在的中原一带,入冬以后天天下雪,至春不止,导致“苦寒,民冻多死”。不少人家整户被冻死,连尸体都无人掩埋,朝廷下诏赈灾,“死无亲属者官瘗之”,官府安排人来掩埋尸体。赵煦因此取消了当年元宵节的游幸活动,并恩告地方,进行抚慰。

  另一次发生在赵桓(宋钦宗)当皇帝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大地再遇罕见大雪严寒,从当年阴历十一月到次年正月,雪下个不断,平地积雪厚达好几尺,“人多冻死”。

  当时京师站岗的士兵手冻得兵器都拿不了,有的士兵被冻成了僵尸。除了雪,还有强劲的西北风,《宋史》上记载:“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镜,行者不能定立。”老百姓没吃的没烧的,官府不得不让老百姓到皇家花园砍伐花木当柴烧。

  天灾之后又来人祸。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烧杀抢掠,把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以及皇族、后宫妃嫔、贵卿、臣僚等计三千余人,统统俘虏回北方金国,是谓“靖康之难”。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将这两次雪灾,列为北宋年间“严重强寒潮灾害”。是不是最严重的?还真不一定,因为元祐二年雪灾的前一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86年)正月二十四“大雨雪”,一周后的二月初三又是一场“大雨雪”,导致“泥途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

  明武宗时

  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封冻”

  清康熙九年大雪连降40天

  “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食”

  从明朝中期起,中国进入了第四个寒冷期,一直到1900年前后的清末才结束,长达500年,明、清两朝恰好处于这一时间段内,所以国内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明清小冰期”,国际上则称为“现代小冰期”。

  自然,明清两朝的雪灾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中,1900年以前的“严重强寒潮灾害”仅节选17次,明清就占13次。

  朱祁钰(明代宗)当皇帝的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冬,中国自北到南大部分地区都下了罕见大雪,极为严寒,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西等地连下一个多月的雪,灾情严重:江苏苏州,太湖断航,港口封冻,“人畜冻死万计”;浙江安吉,“冻死百余人”;河北沧州,“冻死人畜无数”;山东德州,“人畜冻死”。

  朱厚照(明武宗)当皇帝的正德八年(公元1513 年),雪下得最凶猛的是华东地区,这些地区江河冰合,鸟兽冻死,甚至冻毙村民。南方的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湖竟然同时成了“超级溜冰场”:太湖,“冰,行人履冰往来者十余日”;洞庭湖,“冰合,人骑可行”。

  在明清小冰期,又以清朝遭受的雪灾最严重。《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节选明清“严重强寒潮灾害”13次中,有9次发生在清朝。有学者又把17至19世纪的这一段时间称为小冰期中的“寒冷期”。离现在最近的500年中最寒冷的五十年,即出现在这一时期,具体说,是公元1650至1700年间。

  这最冷的五十年里,连下一个月大雪并非罕见,而是常见。如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的全国雪灾,被冻死者“甚众”。在河北一带,不少人被冻毙在山洞里。而当年南方的湖南永州等地,竟然也连下40多天雪,“民冻死者无算。”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冬天,华北、华东、华中等地连降大雪,连续下40至60天不等,黄河至龙门段都冻起来了,淮河更是坚冻两个月。全国好多省市的地方志上,都有冻死人记载——

  湖北大冶等地,“冻饿死者甚众”;河南开封一带,“井冰,道路多冻死者”;江西南昌等地,“行人多冻死”;安徽怀宁等地,“冻馁死者甚众”;江苏盱眙等地,“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食”;山东临沂等地,“人多冻死”,威海“行人死者无算,屋内亦有冻死者”……

  作者:著名历史学者倪方六

大清相国陈廷敬有何能耐:康熙皇帝为其写下挽诗

  导读:陈廷敬生于1638年,卒于1712年,今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人。 他自幼聪颖过人,才华横溢,5岁入私塾,9岁能赋诗,19岁中举人,20岁中进士,一生28次升迁。在朝为官53年,历任礼部侍郎、吏、户、刑、工四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文渊阁大学士,主编了《康熙字典》。

  康熙皇帝为他写下挽诗

  陈廷敬是清代早期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康熙皇帝高度评价他“房姚比就韵,李杜并诗豪”“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他一生居官恪慎清勤,德高望重,在伴君如伴虎、行世如行舟的50多年政治生涯中做到主信僚服,善始善终。而且生前死后朝野好评如一,这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陈廷敬去世后,康熙皇帝亲笔为他写下了挽诗:“世传诗赋重,名在独遗荣。去岁伤元辅,连年痛大羹。朝恩葵忠励,国典玉衡平。儒雅空阶叹,长嗟光润生。”

  鸦片战争打响之时,清朝铸造的大炮有二千多门,从外国购买大炮二百多门,还有众多从外地调运的本土造的普通炮,为什么有了很不错的大炮,清军依然不能够稍稍抵挡英国人的水上侵犯呢?  鸦片战争打响之时,清朝铸造的大炮有二千多门,虎门作为前线炮台,更是买进了外国大炮二百多门,最大的有九千斤重,还有众多从外地调运过来的八百斤至三千斤不等的本土造的普通炮。随着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宝山、镇江炮台相继沦陷,被英国人夺去的大炮有一千五六百门之多。有人说,之所以损失如此惨重,是因为清军的炮位构造呆板,不能灵活地瞄准,还有人说炮台地势选择不好,其实最主要原因并不在此。

  清军火炮台

  根据史料描述,鸦片战争中的几大要塞炮台地势选择的都很好,易守难攻,譬如,虎门要塞地势极其险要,而且布置有几十门八九千斤的新式大炮,炮火密集,完全可以封锁江面,被林则徐称为“固若金汤”,然而,在整个“虎门战役”中,大大小小两百多门大炮却一炮也没有打中敌船!吴淞口宝山炮台的地形也很具有优势,根据当时参加阵地布防的官员梁章钜的文章来看,炮台“正当大海入港之口,不高不低,既无突出水面之危,又无四面受敌之虑。”而且,有东西两个炮台相呼应,共有大炮近两百门,地形绝佳,防守阵地很坚固,当时官员都认为英国人很难突破宝山要塞的,然而,英国船上的炮才一轰,主帅两江总督牛鉴等若干统兵官员就带头一溜烟地逃了,于是,全军溃散,阵地失守,江南提督陈化成身中七弹而死。为什么有了很不错的大炮,而且有很好的防御地势,以逸待劳,清军依然不能够稍稍抵挡英国人的水上侵犯呢?

  还是清朝梁章钜在他的《炮说》一文中揭开了谜底,他说,鸦片战争中清军敌不过英国人的缘由,不是因为中国的大炮不如英国人,而是因为英国人的大炮总是先声夺人,最厉害的是他们的“桅顶之飞炮”此炮一响,火光迸射得厉害,纵横范围有一二丈之广,虽然没有什么爆炸力,轰击力不强,但是声势大,声音十分吓人,这一响,连洋人的脸还没看清楚呢,那些贪生怕死的清朝官吏立即就慌不择路了,“统军者惊奔,众无不溃矣……今日军中全中此病。”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些大炮还没来得及发言“发威”,放大炮的兵丁就跟着当官的逃了———那些巨资购进铸造的威力强大的大炮就都成了摆设,甚至掉转炮口反而为敌所用,后来英国兵轰击清军有很多就是用缴获的清军大炮。战争打败了,那些会说话的人虽然打不过洋人但却能肆无顾忌地“欺负”没长嘴巴的大炮,把打败仗的原因归咎于大炮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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