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记载着从鲁隐公元年，即东周第一代君主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这242年间鲁国和其他诸侯国以及周王室的重要事件。因此，我国历史上把这个时代叫“春秋时代”。

　　编年史是按年月日记事的史书形式。《春秋》这部编年史的记事非常简单，一件事一句话，相当一部大事年表，所以记述242年的史事才用了16000字左右。下边摘录一段隐公元年的记事，以见一斑。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yan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xuan宣]来归惠公、仲子之赗〔feng凤〕。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zhai债〕伯来。公子益师卒。

　　元年之后依次记“二年”、“三年”，直到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hong烘〕(鲁隐公死)”。接下来再记鲁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下边又是“二年”、“三年”，直到桓公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桓公后边依次为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总共12位国君。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十二公”。我们记住“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这12个字，就抓住了《春秋》记事的总纲。

　　“春秋”这两个字相当于今天“历史”的概念，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所以《墨子》上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说法。“春”和“秋”是一年四季(古代称为“四时”)中两个最重要的季节。春种秋收是一年中的大事，秋收完毕，一年的大事就算了结了。所以古人就用这两个季节的名称代表一年的过程。编年史是以年为单位记事的，所以记述一年间史事的书就叫“春秋”。今本《春秋》是鲁国史书名。因为是本国人记本国事，所以只用“春秋”两个字就够了，正像司马迁写我国古代史只用《史记》为名一样。

　　鲁国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的封国，但是从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国当国君，到隐公的父亲惠公，这12代国君几百年的记载全部无存。所以《春秋》是一部不完全的鲁史。尽管如此，它还是给研究我国公元前5至8世纪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春秋》不但记述了大量的古代战争、盟会、政变、兵制、刑法、赋税、礼制、宗法、婚丧等人事方面的资料，而且记述了大量的天象、地理、地震、灾荒等自然现象的资料。《春秋》的价值就在这里。下边举两个例子：

　　(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税亩。冬，蝝[yuan元]生，饥。

　　[大意]宣公十五年，……秋季……开始按田亩数量征税。冬季，出现蝗蝻，闹灾荒。

　　这条记载说明从宣公十五年(公元前622年)秋天起，鲁国开始实行按个人占有的田亩数量征税。过去土地的所有权归以周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是土地的附属品，奴隶主可以连同土地一起作为赏赐或礼品送人。即《诗经·小雅·北山》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现在土地所有者向土地使用者按田亩数征税，说明生产关系起了变化，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变成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生产关系的变革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所以从“初税亩”这条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

　　自然现象方面，《春秋》记载日蚀36次，根据现代天文学追算，其中有33次都是准确无误的。此外还有许多珍贵的天文记录。如：

　　(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

　　[大意]庄公七年夏天四月辛卯日，傍晚，看不见常见的星。半夜，陨星像下雨一样。

　　据现代天文学追算，这条记载说的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发生的天琴座附近的流星雨。这是世界上最古的流星雨记录。再如：

　　(文公)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bei备〕入于北斗。

　　[大意]文公十四年秋天七月，有彗星进入北斗星座。

　　据追测，这说的是哈雷彗星。“孛”是光芒四射的意思。光芒四射的彗星也叫“孛”。《晋书·天文志》：“‘孛’亦‘彗’属。偏指(拖一条尾巴)曰‘彗’，芒气四出曰‘孛’。”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

　　《春秋》的记事方式是当时列国编年史共同的体例。而且那时列国之间有把本国发生的大事互相通报的习惯。所以同一件事，各国史书的记载大体相同。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发现的《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据晋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说：“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唐代刘知几《史通·惑经》也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从残存的一鳞半爪的《竹书纪年》的记事材料看，杜、刘的记述是可信的。 比如：《春秋》庄公元年夏记载“齐人歼于遂”，闵公二年十二月记载“郑弃其师”，僖公十六年春记载“陨石于宋五”，《竹书纪年》不但有同样的记事而且文字全同。也有文字稍异的。如《春秋》记定公四年十一月吴楚之战，楚军大败，“楚囊瓦(人名)出奔郑”，《竹书纪年》写作“楚囊瓦奔郑”，只少一个“出”字。而晋灵公十四年晋国史官所记“赵盾弑其君”，《春秋》宣公二年所记则稍加明确化，记为“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由此可见，《春秋》记事用的是当时列国通用的体例。

　　《春秋》本是鲁国史官所记国史，但旧说为孔子所作。《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而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因为这两部权威著作的认定，孔子作《春秋》的说法遂深入人心。

　　但是从上文所述列国史书的体例、文字相同这件事来看，孔子是不应享有《春秋》的著作权的。唐代以后有许多学者对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开始持怀疑态度。宋代的王安石甚至把《春秋》叫做“断烂朝报”(残缺的政府公告)。

　　但也不能说《春秋》和孔子毫无关系。因为先秦古籍中还有不少地方提到《春秋》和孔子有关。而且，《春秋》是孔门课程之一，如果说孔子当年教学生，用的就是这部官修的编年史抄本，在教学中曾经作过某些编次，或有所取舍，但基本上保留着鲁史原貌，也是合乎常理的。孔子不会，恐怕也不敢不顾自己的“名分”对国史大删大改。后人的种种记述，无非来自口耳相传。为了提高《春秋》的权威性，夸大其词，层层加码，也是可以理解的。深受今文经影响的司马迁也未能觉悟。但是，尽管《史记》的记述诸多可议，《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兴于鲁而次《春秋》”的说法却是可取的。因为“次”就是“编次”，而不是创作。

　　由于《春秋》记事太简单，所以后人作了各种不同的注解本。《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春秋》经文和重要的注本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

　　《春秋》的“经”和“传”本来是各自成书，别本单行的。把《春秋》经文和《左传》传文按年份编在一起始于晋代杜预。所以《汉书·艺文志》所记，还是经传合并以前的情况。所谓“古经十二篇”就是《春秋》的古文经。十二公各为一篇，所以是12篇。“经十一卷”，指的是《公》、《穀》两传所用的《春秋》今文经。可能是把字数少的闵公合并于庄公，所以是11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篇”和“卷”两个数量词对称。“篇”指的是用竹木简写的书。把简用绳子编成一排叫一篇。“卷”指用帛写的书。把一片帛卷起来叫一卷。《春秋》古经以篇计，可知是写在简上的。强调它是“古经”，可知是先秦古字。其他经、传皆以卷计，一定是用汉隶写在帛上的。《左传》本来是古文传，但既然以卷计，可知是已经转写的隶书本。《汉书·艺文志》所记《左》、《公》、《穀》三个以卷计的帛书本《春秋》传，就是今本三传的祖本，只是分卷已经不同了。从今本三传的《春秋》经文看，文字差别并不大，但记述的年代下限不同。《公》、《穀》两传的《春秋》经文止于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西狩获麟。”《左传》的《春秋》经文止于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汉初用今文经说，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认定《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十四年，十二公。”后代遂以《史记》为准。《左传》多出的两年《春秋》经文，通称“续经”，一般认为是孔门弟子后续的，为的是把他们老师的名字载入史册。《春秋》的情况，大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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