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书的传习，从先秦时代起就有了不同学派。历经秦汉，各个学派又演变出诸多的支派。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西汉时代重要的派别有十五六个：

　　《易经》：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其中施、孟、梁丘三家是从汉初学者田何一派演变出来的。武帝时只立了一个《易经》博士，即田何派；宣帝时施、孟、梁丘三家分别立了博士。京房一派传者叫焦延寿，元帝时立了博士。此外还有费直一派，未立博士。

　　《书经》：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又称大夏侯)、夏侯建(又称小夏侯)三派。是由秦入汉的秦朝博士伏生传下来的。武帝时欧阳氏立了博士。宣帝时大小夏侯氏也立了博士。

　　《诗经》：有申培、辕固、韩婴三派。其渊源都在汉朝以前。申培是鲁人，所以他传的《诗》叫“鲁诗”。辕固是齐人，所以他传的《诗》叫“齐诗”。韩婴是燕人，但他所传的《诗》不叫“燕诗”，而叫“韩诗”。鲁、韩两家，文帝时立了博士，“齐诗”到景帝时也立了博士。

　　《礼经》：当时《礼经》指汉初学者高堂伯所传《士礼》(即《仪礼》)17篇，后来分成戴德(又叫大戴)、戴圣(又叫小戴)、庆普三家。武帝时只立了一个《礼经》博士。宣帝时大小戴分别立了博士。《后汉书·儒林传》说“三家皆立博士”。

　　《春秋经》：《公羊传》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传人叫胡毋子都。武帝时只立《公羊春秋》博士。宣帝时严、颜两家分别立了博士。《穀梁传》有瑕丘江公一家，传人是申培，宣帝时立了博士。

　　总的说，西汉时这些主要的经书学派都立了博士，他们用的经书都是拿隶书写的通行本。

　　景帝以后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先秦时代的古经书。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喜好古籍的河间献王刘德就曾搜集到许多先秦旧书，有《周官》(即《周礼》)、《尚书》、《礼记》、《孟子》、《老子》等等。此外还有一个喜欢营建宫室的鲁恭王，曾经拆毁孔子旧宅扩建王宫，在墙壁里也发现过古经。据《汉书·刘歆传》记载，其中有《逸礼》(即《周礼》)、《尚书》、《左传》。又据《汉书·艺文志》说还有《礼记》、《论语》、《孝经》等。此外民间也时有古籍发现。据《论衡·正说》记载，宣帝时河内女子拆老屋，发现过《易》、《礼》、《尚书》各一篇。

　　新发现的这些古经都是用先秦的古文字书写的。就是博物馆中展览的先秦铜器上泛称“大篆”的那种文字。相对汉朝的隶书来说，大篆是古文字，所以就把这些古经叫“古文经”，把用隶书写的通行本经书叫“今文经”。“今文”就是“当代文字”的意思。

　　无论是古文经还是今文经，那时的写本早就失传了。但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西汉轪〔dai带〕侯利苍妻子的墓，从中出土一批西汉时代的古籍，其中有《易经》残本和老子《道德经》等等，都是用隶书写在帛上的，叫做“帛书”。据此我们知道西汉的今文经写本大体就是那个样子。

　　通过比较研究，马王堆出土的隶书本古籍和今天通行的楷书本古籍不但字体不同，有的字句也不同，甚至篇章次第都不同。拿《易经》来说，“八卦”的排列次第和今本《周易》就不一样。《道德经》也不同于今本。今本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所以叫《道德经》。古本正好相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成了“德道经”。用今天的眼光看，那出土的隶书本经书就是今天的古文经，而现在通行的楷书本经书就是今天的今文经。汉代经书的今古文之别，说穿了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从今天古籍整理的立场看，不管有怎样的古今差异，把所有的书拿来比较研究就是了。但是汉代传经可不是搞古籍整理。那时把孔子看成为万世立法的大政治家，“五经”是被作为国家施政的指导原则来遵奉的。因此，经书的讲解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那时的太学是官署性的机构，所以把在太学设置某一经博士称为“立于学官”。某一家经说一旦立于学官，就意味着取得了法定地位，就成了“官学”，相对民间的“私学”来说，就有政治上的权威性。

　　就经师个人来说，也有很大的利害关系。那时，往往只凭“通一经”就可以飞黄腾达。武帝时有个叫公孙弘的人就凭着一本《公羊传》，官至卿相。据《汉书·夏侯胜传》记载，夏侯氏讲学时常对学生鼓吹：“只要读懂经书，作官就不费吹灰之力。经书读不通，不如回家去种地。”还有个叫韦贤的说：“留给儿子满筐金，不如教他一本经。”可见掌握一本经书对一个人的前途有何等重要。可以想见，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读熟了今文经，忽然又跑出个古文经来和他们唱对台戏，不是要侵犯他的地盘，分夺他的利禄么？所以经书今古文之异，往往牵涉到不同的人乃至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利益。尤其是在“立于学官”的幕后，往往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今文经师所把持的学官，古文经派是很难插足的。因此那些被发现的古文经虽然报送到朝廷，却一直束之高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西汉末年才被当时的学者刘向的儿子刘歆重新发现。刘歆本来是今文经学家，但是他较早地接触了古文经书。据他的朋友桓谭的《新论》记载，刘氏父子本来就读过《左传》，甚至家中妇女皆能讽诵。西汉哀帝时，刘歆在中秘(皇室藏书处)校订图书，看到更多的如《周官》、《毛诗》等古文经书。于是向哀帝建议设博士，加以传习，但遭到今文派博士的一致反对。哀帝让刘歆和博士讨论一下，博士们根本不予理睬。于是刘歆写了一封信批评他们(史书称《移让太常博士书》，见《汉书·刘歆传》)。信中说他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怕被否定)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专己守残，党同门(搞宗派)，妒真道(仇视真理)”，并且还扣了一顶“违明诏，失圣意(违背圣旨)”的大帽子。博士们也不示弱，反过来说刘歆“乱改旧章，非毁先帝所立(诬蔑老皇帝立的博士)”。虽然哀帝为刘歆解围，说他无非是想弘扬经术，说不上“非毁先帝所立”，但刘歆自知触怒了当权大臣不会有好下场，于是要求下放外任，离开了朝廷。

　　从此以后，今古文两派之间一直处于水火不容的敌对状态。据《汉书·儒林传》说，《左传》、《毛诗》、《尚书》、《逸礼》等古文经在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曾一度立于学官，但到东汉又都撤消了。东汉光武帝时也一度立过《左传》博士，但由于斗争激烈，只保留了李封一任，李封死后就不了了之了。

　　今古文经学派之间的斗争不但在汉朝的学坛、政坛上演出过种种活剧，在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也曾不断地被某些政治家利用，直到清末的康梁变法还能看到它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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