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学家传经的主导思想是“通经致用”。“致用”的观点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今文学家把它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神秘化的理解，也就是学什么用什么，并且立竿见影，于是就出来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洪范》预察政变的奇事。

　　《洪范》是《尚书》的一篇。凭它来预察政变是今文《尚书》学者夏侯胜的故事。原来，汉昭帝死后，大将军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刘贺荒淫无度，即位不满一个月又被霍光废掉，从民间迎立了汉武帝的玄孙刘洵，就是宣帝。在汉朝，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据《汉书·夏侯胜传》记载，在霍光策划废立时，天气久阴不雨。夏侯胜就劝阻刘贺不要外出，说是有人想搞掉他。霍光闻讯以为事情泄漏出去，派人去问夏侯胜是怎么回事，夏侯胜说他是根据他老师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上“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的话推论出来的。因为夏侯胜最后也赞成废立，所以霍光对他优礼有加，并且叫他用《尚书》辅导幼帝和太后。今文学家的“致用”，由此可见一斑。

　　今文学家“通经致用”的根本理论是“天人感应”说。认为：上天是有知的。人间的重大活动，上天不但可以感应得到，而且还会作出种种反应(叫做“天变”)来昭示世人。西汉今文学大家、《公羊春秋》学者董仲舒就是这一派学说的代表人物。《汉书·董仲舒传》记载着他回答汉武帝问政的话，大意说：《春秋》上有许多古代的事例反映了上天对世人的昭示，甚是可畏。如果国家无道，上天首先用灾害来谴责；如果不觉悟，再用怪异来警告；还不改正，就要自取灭亡了。所以各种天变都是上天对人主的关怀，不愿意叫他灭亡。只要不是不可救药，上天总是救助的。问题在于自己要努力。努力问学则认识日明；努力行道则德行日高。《诗经》上说“夙夜匪懈”，就是叫人努力。这就是董仲舒有名的“天人三策”的主旨。

　　“天人感应”说，或许是为了借“天威”以镇慑皇帝，因为他是“天子”，没人能管他。所以有时也确实能迫使皇帝下诏“罪己”。但是这种作用毕竟有限，而且这种理论的极端发展就和战国以来方士的神仙迷信合而为一了。

　　为了通经致用，就要揣摩经书里的所谓“微言大义”。“微言”就是“简单而微妙的用词”；“大义”就是“大道理”。因此就难免出现许多穿凿附会之谈，使经文的讲解烦琐而无稽，甚至到东汉竟发展到一句话的讲解会多达数万字。据唐代学者颜师古《汉书》注引汉代桓谭的《新论》说，有个叫秦延君的经师讲《尚书》中《尧典》这一篇两个字的题目就讲了三万字，可见其烦琐。今文经说流传至今的，除《公羊》、《穀梁》两传外，还有《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白虎通》等可供参考。

　　一个是追逐利禄，一个是迷信妖妄，一个是烦琐无稽，汉代今文经学有这三个致命的弱点，最后由盛而衰，走上它的反面，就是应有之义了。

　　东汉以后，学者们渐渐倾向于古文经。著名的经学家如贾逵、郑众、马融，以及贾逵的学生许慎等都是古文派大师，而今文派除何休之外就没有什么著名的大学者了。

　　古文经派学者努力恢复他们心目中的儒学正统，为此就要正确地理解经典文字，以期用“三代”的典章制度来服务于时政。因此可以说古文经派是把经书作为历史文献来研究的，注重字义的解释，名物的考辨，典章的寻绎。我们从流传至今的许慎的《说文解字》来看，那确实是为了正确地把握字义而下过实实在在的研究功夫的。《说文解字》从和帝永元二年(公元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历时22年完成。许慎在自叙中说：“要了解古人的意思，必须了解古人的文字，而不能作穿凿附会的解释。文字是经义的根本，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只有从根本上弄懂字义，才能真正了解经文。”汉代古文经派治经的基本观点大体就是如此。

　　到了东汉末年，马融的学生郑玄(字康成)解经兼采今古文两派之说。他学识渊博，遍注群经，在名物训诂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有一些今文派的怪诞之论。

　　魏晋时代，老子、庄子的学说盛行，儒经的解说又受到道家的影响。特别是王弼、何晏注《易经》，糅合了许多道家的观点。这时有一个比郑玄晚进的曹魏贵戚经学家王肃，他治经也是兼用今古文说，但有意反对郑玄。于是形成魏晋经学上的郑王之争。不过王肃的影响不太大。

　　到了南北朝，经学分为南北两派。南派行以王弼、杜预为代表的魏晋经学，北派行以郑玄为代表的东汉经学，称为“南学”、“北学”。

　　隋朝统一后，南北学合流。到了唐代，出于统治的需要，很重视经籍的整理。据《旧唐书·儒学传》记载，唐太宗因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命当时著名学者、国子监祭酒(太学的主管官)孔颖达等一批儒臣编撰了一部《五经正义》，作为明经科考试的标准。这部书初名《五经义赞》，编成后，太宗改名《五经正义》。据《旧唐书·高宗纪》记载，《五经正义》里有一些错误，孔颖达死后，几经讨论、修订，直到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才正式颁发。从此《五经正义》就成为天下读书人必遵的法定经文注解本。它们是：《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此外在高宗永徽年间还由儒臣贾公彦撰成《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稍后又有杨士勋作《春秋穀梁传注疏》。此外还有徐彦作《春秋公羊传注疏》。《五经正义》加这四部书，合称《九经正义》，这是唐代对经学的一次大总结。

　　宋人研究经书不重训诂考证而重义理探讨。朱熹广注典籍，其中《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以及朱熹弟子蔡沈的《书集传》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宋初科举考试仍沿用唐代《九经正义》。到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命国子祭酒、经学家邢昺〔bing丙〕等作《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此外还有一部题名孙奭〔shi式〕作的《孟子注疏》。至此，13部经典都有了法定的经文和注疏本，并且宋代已各有刻本了。到了明代始汇刻《十三经古注》及《十三经注疏》两套丛书。到清代，学者阮元取宋刻本校勘，并写出校勘记，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通行本《十三经注疏》。现在常见的1980年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的本子，就是以清代阮元的刻本为底本的。

　　“注”是“注解”的意思，起源于战国。现行的经注，除唐玄宗的《孝经》注以外，大体是唐以前的人作的。这些注解名称不一，或叫“传”，或叫“笺”，或叫“解”，或叫“注”。后来统称为“注”。

　　“疏”是“疏通”的意思。经疏起源于南朝。现行的经疏大体是唐以后的人对前人的注以及经文的进一步解说。名称也不一样。或叫“正义”，或叫“义疏”，或叫“义赞”。后来统称为“疏”。

　　经典原文和注疏文字本来是别本单行的。宋以后为了读者方便才把注疏文字分排在被解说的经文文句之下，成为现在的样子。《十三经注疏》是自汉至宋有代表性的注疏总集结。它们是：

　　《周易正义》(10卷) [魏]王弼、韩康伯注 [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20卷) [汉]孔安国传 [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70卷) [汉]毛公传、郑玄笺 [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42卷)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50卷)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63卷) [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60卷) [晋]杜预注 [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28卷) [汉]何休注 [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传注疏》(20卷) [晋]范宁注 [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20卷) [魏]何晏等注 [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9卷) [唐]玄宗御注 [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10卷) [晋]郭璞注 [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14卷) [汉]赵歧注 [宋]孙奭疏

　　《十三经注疏》共416卷，是我们研究儒家经典的基本材料。遗憾的是其中《尚书》的一部分经文和所谓孔安国的传都是东晋以后的人伪造的，未免是白璧之玷。这个失误出于唐人作《五经正义》时失察。他们太迷信孔壁古文经，以致选了这么个伪本，而未采用马融、郑玄的注本。这桩公案直到清代才算弄清。

　　元明两代规定科举用宋人经说。明永乐间颁行《四书五经大全》，废汉唐注疏不用，专宗宋人之说，以应付科举。顾炎武《日知录》批评它：“自八股行而古学废，《大全》出而经说亡。”宋人解经往往凭自己的见解，强经以就我，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研究儒典还要借助汉唐注疏。

　　清人继承了汉人的传统并加以发展，叫做“朴学”。清代朴学大师对经书字义、名物的考证多所发明。纠正了许多唐宋乃至汉儒的错误。有些新注本，如孙诒让《周礼正义》、焦循《孟子正义》等都有迈越前人之处。今天研究经书不能不注意清人的成果。

　　以上是从先秦到清代，关于儒家经书的一个粗疏的轮廓。以下分《周易》、《毛诗》、《尚书》、“三礼”、“三传”、“四书”和“石经”七章，分别介绍“五经”和“四书”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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