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公元前5世纪末中国具有独创精神的伟大思想家。他对劳动者有着深切的关怀，对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穷奢极欲的王公大人的腐朽享乐生活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他对于破坏生产、残杀百姓、掠夺民财的兼并战争深恶痛绝，并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他一生为改善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而斗争。他提出极有价值的认识论和思想方法。他还创立了艰苦力行、求真理、爱和平、有组织、有纪律的学派。在墨子的影响下，形成了后期墨家。后期墨家进一步发展了墨子哲学的精粹，完善了中国古代的逻辑科学，并且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一些突出成果，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科学认识水平，成为鼎盛于战国中后期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特别是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闪耀着其他学派难以企及的光彩。

　　墨学今天之所以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主要因为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觉醒的小生产者的要求和愿望，以及他们的局限。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小生产者这一阶层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他们没有条件取代世袭贵族走上政治舞台。墨子和他的学派的命运，也和他们所代表的阶层的命运一样，在当时和后世不得不陷于悲剧性的结局。

　　在先秦，墨学属于显学。墨子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形象。《淮南子·道应训》篇说：“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者。”《吕氏春秋·不侵》篇说：“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这种评价，反映了当时墨学的显赫地位。

　　在秦汉之前，儒墨并称显学。秦汉之前对于墨子学派的评价大体上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对于儒墨两家不加褒贬。比如说：

　　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淮南子·修务训》)

　　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训》)

　　第二种看法也是儒墨并论，但对双方都不赞成。这一观点可以韩非子、庄子为代表：

　　《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墨者之葬也，……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实际上，韩非对儒墨都不赞赏，他另有主张。

　　《庄子·齐物论》说：“……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实际上，认为墨家、儒家都不能作为是非标准，庄子又有庄子的是非。

　　第三种看法是对墨子采取坚决攻击的态度，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孟子与荀子。《孟子·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的批判带有学派成见，很难服人。

　　荀子的批评说理的成分多些，他在《非十二子》中说：“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荀子认为，墨子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墨子的理论是错误的，只能淆乱社会，欺惑群众。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意见都未涉及科学问题。这一现象既说明当时的人们对于科学知识不重视，没有认识到科学的价值；同时也表明了墨子对科技的造诣，遥遥领先。

　　近代英国人李约瑟认为：“墨家思想所遵循的路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已经产生欧几里得的几何体系了。由于《墨经》只有凌乱而残缺的版本流传下来，我们确实不能肯定地说他从来未超出这个范围。但是，即使他们未曾超出这个范围，他们的演绎几何学也始终只是一特殊学派的秘密，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影响到中国数学的主流。”这种情况实是中国科学史的不幸。

　　墨家学派在先秦势力极大，与儒家并峙，汉以后，即趋于消沉，几乎从思想界消失。为了说明这一重大变化，必须考察其社会原因。

　　秦汉以后，2000多年间，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高度统一的大国。在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下，消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纷争，墨子兼爱、非攻的主张已失去宣传对象。墨子主张尚贤，反对贵族世袭特权，汉以后建立了官吏选拔制度，不再有世袭贵族的地方政权；墨子主张尚同，集中统一的愿望已经实现。

　　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者自由活动的余地较大，在列国纷争中，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力宣传、推行墨家学说(如许行，由楚国转到齐国)，墨家学派的一些人得以在楚、秦、宋等国家受聘用。秦汉全国统一以后，手工业者生活在大一统国家，国君只有一个，地方政府无权制定政策。在中央，秦代是法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在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墨家无法独树一帜，逐渐失去活动的空间。

　　秦汉完成全国统一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和经济上的极端分散。如何协调好这一对矛盾，使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得到平衡发展，成为秦汉以后中国思想界所要考虑解决的主要问题。儒家思想代表中央集权的要求；而小农思想反映在道家身上，他们主张政府对农民少干涉，给小生产者以较多的自由。比起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手工业者没有显著的发展，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集中在采矿、冶炼、纺织、陶瓷以及茶盐等业，这些行业大都受到国家的直接管制，由政府统一经营。集中生产的产业，政府尽量使用奴隶、罪犯劳动，他们不是自由手工业者，只有劳动的义务，没有政治发言权。农民小私有者的发言权寄托在道家。儒、道两家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墨家不具备儒、道两家的条件，全国统一以后，墨家势力趋于衰落，是可以理解的。

　　秦汉以后，墨学不再是显学，但墨学的影响一直流传着，并未消失，它成为一种在野的、流行于社会下层的思潮。秦汉以后，社会上不断出现“游侠”、“任侠”一流人物，他们提倡扶弱济贫，见义勇为，吃苦耐劳，重信义，集体中成员之间友爱互助，这类思想和价值观一直受到人民的称赞。这类民间团体历代未曾中断，显然与墨家有较深的渊源。这种民族性格特点，北方人特别是山东(鲁)人表现得更突出一些。

　　我们正在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创造现代文明，要有气魄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墨学重视科学、提倡亲自动手操作、不尚空谈、以实力反抗强权的欺凌以及集体互助的精神等，都为先秦时期其他学派所不及，是很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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