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0年代后，武侠小说创作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代表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北派五大家”，即李寿民、宫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五位作家。

他们的作品，比之前辈，都凸现出“新”与“变”的特征；而比之后辈，也无极大的差距。如果以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文学技巧来界定新旧武侠的话，那么，将“北派五大家”称为“新派”，似乎也无不妥。

中国武侠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韩非子的《五蠹》中就出现了“侠”的概念；而汉代《史记》中的《游侠列传》、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都为武侠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唐传奇中“豪侠小说”（宋.李昉《太平广记》将部分唐传奇归纳为“豪侠”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武侠小说的诞生。包括鲁迅在内的众多学者认为，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的一部分，乃始于此。

金庸更是认为晚唐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宋元时期，文言武侠小说衰微，白话小说兴起；明代长篇白话章回小说《水浒传》为后世武侠小说提供了范式，标志着武侠小说创作的成熟；至清代，一批以《七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小说曾一度风行。

辛亥革命后，报业、出版业的出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武侠小说倍受市民阶层的青睐。1923年，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问世，成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

与此同时，与他并称“南向北赵”的赵焕亭以及姚民哀、顾明道等作家，也纷纷推出作品，由此开始一直到政权更替的数十年间，武侠小说作家作品不计其数、流行不衰，这一时期的作品则统称为旧派武侠小说。

进入30年代后，武侠小说创作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武侠小说的高峰。创作中心逐渐由上海、南京转向天津和北京，出现了代表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北派五大家”，即：李寿民（还珠楼主）、宫白羽（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五位作家。由于他们当时全部生活在北方，并大多以天津为创作中心，因此得名。

根据暨南大学罗立群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史》中的阐述，“北派五大家”各自形成流派：以还珠楼主《蜀山》系列为代表的“奇幻仙侠派”；以白羽《钱镖》系列为代表的“社会反讽派”；以王度庐《鹤铁五部作》为代表的“悲剧侠情派”；以郑证因《鹰爪王》为代表的“帮会技击派”以及以朱贞木《七杀碑》为代表的“奇情推理派”。

可见，五位作家都自觉地从不同侧重点描写江湖绿林，无论是在小说中融入中国传统精神哲理，还是以反讽的形式批判现实，抑或是通过儿女幽情揭示思想冲突，都能够自成流派，分别建立起独树一帜的风格。

他们的作品，比之前辈，都凸现出“新”与“变”的特征；而比之后辈，也无极大的差距。如果以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文学技巧来界定新旧武侠的话，那么，将“北派五大家”称为“新派”，似乎也无不妥。

还珠楼主代表了民国武侠荒诞怪异的一派，融合神话、志怪、剑仙、武侠于一体，进行高度艺术化的想象发挥，尤其是各种剑仙神术、奇幻法宝，显示了天纵奇才的大气魄，对后世武侠作家影响巨大，几乎无人可以企及。主要作品为《蜀山剑侠传》系列，这可是仙剑奇侠传的背景来源啊。

白羽的特点，和还珠楼主不同，他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较多，因此，在人情冷暖中饱含着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反讽和批判精神；同时用看社会的眼光写武侠，又开创武打新风，塑造一个社会化的“武林”。

郑证因特点一是江湖，一是武功。写江湖则谙熟江湖门道，精通帮会的组织和戒律，在他笔下展开了一个广阔纷坛的江湖世界。写武功则因他本人是武林高手，一一写来，神态逼真。无论内外功夫、长短兵器，施展应用，巧妙谙熟；至于写暗器轻功，更是出神入化。

郑证因小说的总体风格，则偏向于粗犷豪放、刚烈火爆，有一股江湖豪杰的英雄气。

王度庐以写悲剧侠情胜。王度庐能够充分把握江湖儿女内心的矛盾、人性的挣扎、爱恨交织的复杂情境，写情则缠绵悱恻、荡气回肠，写义则慷慨侠烈、血泪交迸，使“剑胆琴心，侠骨柔肠”的书剑名士之气和恩仇江湖之情深入到武侠小说的灵魂深处，是武侠小说发展史上所不可忽视的。

朱贞木被后人称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他的特点，在于集大成而予后来者以众多的启迪。

其一是吸收奇幻派的瑰丽神奇于现实的江湖世相之中。其二是吸收侠情派的缠绵婉约于江湖的壮烈凄艳之中。其三是吸收历史派的沉雄厚重于小说的虚构幻想之中。其四是在武功领域开创了许多奇功，为后代所继承。其五是“一床数好”和“众女倒追男”的新派武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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