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援助中国并不是因灾难进行的无偿援助，而是援助交易。这样的援助交易是在建立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互惠，是相互的，根本谈不上谁援助了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中国利用稀有的金属等战略物资，以及矿山开采权向德国交换了工业产品和一些军火。这种互换所需，自古以来就有，发展成现在的易货贸易，政府之间、民间商贸都是如此。只不过军火交易比较敏感，往往牵涉第三国(方)利益，一旦时局和利益受到侵害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及政权的更迭，就会出现限制或终止援助交易的可能，特别是成品军火和战略物资。

从1928年起，德国军人就担任了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一职，其中包括人称“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陆军中将，德国装备和德式训练随之而来，与之相关的军火、重工业、生产设备制造商也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往来。从1930年开始，近十年间，先后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到1932年，中国依靠德国的军事援助，军事上已经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良性道路。

希特勒上台后，两国间的军火贸易量逐年递增，大批军事顾问人员被派往中国。1934年，退休的德国陆军上将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来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蒋介石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中央化，对领袖崇拜、个人独裁有浓厚的兴趣。蒋介石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术技能，尤其是让那种“德意志精神”能灌输到他麾下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内捍卫其统治，对外抵抗侵略。

1934年，中国与德国在庐山签署了著名的《合步楼协议》，中国通过德商合步楼公司(HAPRO，即“工业产品商贸公司”德文的缩写)，中国用钨、锑、锰等战略物资向德国换取工业产品和军火。除此以外，德国政府和德国国防部各还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无限期周转贷款，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筹建冶金、燃料、机械、电气、化工等17个重工业厂矿，兵工署理化研究所甚至还将在法本化学公司的协助下筹建一个芥子气工厂。

德国迅速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也成为德国军火的大买主。1936年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武器占其武器出口总额的28.8%，为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提供了重炮、坦克、水雷、鱼雷快艇、机枪、轰炸机、钢盔和通讯器材等一系列作战物资。德国国防部还准备为国民政府新装备41个师，以及彻底重新装备一直以来受英国控制的中国海军。中国军队在1935年就得到了新制德式钢盔，而德国军队在1936年才大量装备一线部队。

当时到底有多少中国军队接受德式训练和装备，查找资料都不确定。但所知道的是，在“一•二八”抗战中，德国顾问训练和装备的87、88师打得威风八面。而参加“八•一三”抗战的中国军队，更被日军称为“德国式的战争”。

1937年4月，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前往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孔祥熙此次欧洲之行，实际上主要是购买军用物资。中国向捷克、波兰，以及英国、芬兰、瑞典、德国都订购了轻重武器，以及兵工材料、大小机器等，所购为数巨大。6月9日，中国代表团抵达柏林，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空军部长戈林、国防部长勃洛姆堡以及希特勒本人进行了会谈。德国国防部再次向中国提供1亿帝国马克贷款，用于购买德国商品，主要是武器和军需品。中国用钨砂、锑砂、猪鬃和生丝(航空用)等战略物资偿还。

中日战争爆发初期，德国外交部希望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远中国。虽然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公开要求德国采取对华军火禁运措施，但在1937年7月仍有7艘德国商船离开汉堡前往上海，向中国运去大批军用物资，另有3艘商船准备起航。为稳住日本政府，德国外交部在7月25日谎称已对中国实施军火禁运，德国驻日武官奥特同时指责日本在华北的行动严重影响了德中经济关系。

由于害怕苏联恢复对华影响，德国的对日态度逐渐变得生硬。希特勒在7月28日指示驻日大使狄克逊，要求他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日本把中日冲突升级为战争。德国外交部要求狄克逊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图利用反共产国际协定来为其进犯中国找一个体面的借口是不合适的。德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进犯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精神，妨碍中国稳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并最终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表示拒绝终止对华军火输出，拒绝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尤其使德国震惊，冲击了德国外交部中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的传统势力。1937年10月中旬，戈林和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国防部终止向中国供应军火，并要求外交部采取鲜明的亲日立场。这一要求引起了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强烈不满。德国一旦调整其东亚政策，就将在中国失去许多重要的经济利益，而日本方面却不能保证德国在华贸易的优势。在这样的考虑下，戈林改变了立场，指示德国供应商可以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但需由丹麦货船运送，并通过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中转。

1938年2月，希特勒公开宣布承认“满洲国”。并断绝对华武器装备的交易，当武汉会战打得正激烈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召回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希特勒的所作所为在德国顾问团中引起强烈不满，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带头向柏林提出，愿以个人名义留下，继续为中国抗战服务。但希特勒的态度非常强硬，警告法肯豪森等人，如不遵命按期回国，他们在国内的家属财产等，将面临严重后果。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大多数成员被迫于6月底离华回国;7月8日，法肯豪森将军被迫离开中国，同时撤离还有在华军事顾问团20多名剩余顾问人员。

德国向中国提供的军火援助陆陆续续一直持续到1938年底。德国对华军火援助彻底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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