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kuí）出身于安徽省枞阳县汤沟耕读世家，祖、父均为秀才，塾师兼事农作。大櫆曾自言“家世皖江侧，薄田十亩余。”幼年，从父读书，（一说刘大櫆为汉高祖刘邦长子齐王刘肥后裔，陈洲刘氏伯二公第十八世孙，属先字辈）“桐城派”代表人物。

刘大櫆总结和发展了桐城派散文理论。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创作了大量散文。他的文章既少歌功颂德、妆点“盛世”，也不多指斥时政、揭露现实黑暗，代表着下层正统知识分子的一般思想状况。他的论文强调“义事、书卷、经济”，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

刘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古文大家的众长，在总结和发展了桐城派散文的基础上，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重视散文的艺术表观形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桐城派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故被尊为“桐城三祖”之一。他写的《论文偶记》，既肯定内容的重要性同时注重法度、技巧。他将小说、戏曲描写手法用于散文写作的创作手法。强调字句、音节之妙，风格、意境之美，较之空谈“文以载道”是一大进步。

刘大櫆的古文创作成就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从“文之能事”来探讨文学创作之规律，又把“文人之能事”具体化为“十二贵”，指明了文学创作的要领。

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既来自于他与方苞、姚鼐等人的交往，也来自于他的品行高尚和他自己的思想。他主张写文章贵奇，符合戴名世的写文章的思想；他主张文章贵简，符合方苞的写好文章的思想；他主张文章贵变，与姚鼐的思想相接。刘大櫆的文章写作法，丰富了桐城派的内容。他本人关于文章的范文，写法的一系列总结，对文章节奏、神气的总结，奠定了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后来他的学生姚鼐把文章的风格归结为阳刚与阴柔，当是对刘大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刘大櫆的诗作数量甚多，其中相当一部分诗歌风格豪放，颇具阳刚之美，为“桐城诗派”中一大家。刘大櫆是“桐城诗派”的奠基人，他的诗歌理论自成体系，他以气论诗，既发展了前人的诗论，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肇姚卿的“阴阳刚柔”的风格论之端。中国古代文论中，既有“言志说”，亦有“缘情说”，刘大櫆的诗论于此二者则兼而有之。

刘大櫆的论述主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诗文和心志的关系，认为诗人的心志是诗文的根本，诗文是心志的外在表现。二是诗与人的关系，刘大櫆认为诗如其人，人的胸怀志向会象照镜子一样反映到诗中。他认为写诗的人不是为写诗而写诗，写诗是为了“言情”；写诗的人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写诗，而是在感情激动到抑制不住的时候才写诗；古人写诗，不限于文人，只要感情激动，“里巷无知之野人莫不能为诗”。其中心是强调诗歌乃“发乎情之不容巳然后言”，诗歌是情感的产物，惟其如此，只有抒发了真情实感的诗才是好诗，那些缺乏真情实感无病呻吟的所谓“诗”，是不能打动人的，是没有生命力的。

刘大櫆在吸收借鉴前人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古文理论“神气”说，并将其应用到诗歌领域，指导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他标举“神气”说，“神气”是他的个性思想、精神品质在文章中的体现。他的“神气”投射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直谅宽博、豁达爽朗的精神气质；豪迈慷慨、气势充沛的风格；一气单行、意脉连贯的句法结构；文从字顺、音节和谐的语言。

刘大櫆十分重视对天道的研讨，在《天道》上、中、下三篇论文中，集中阐述了他的天道自然无为的唯主义自然观。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天道是自然无为的，无论从天上的日月星辰，还是到地上的山河大地，都是运动着的各种物质现象。天上的日食、星陨，地上的地震和河流干涸等，都是自然界自身按其规律在变化发展，并没有一个上帝在那里主宰。他反对唯心主义者把福善祸淫说成是上帝的意志的唯心主义天道观。

在刘大櫆看来，宇宙间万物，“生者自生”、“死者自死”、“贵者自贵”、“贱者自贱”，天道是自然无为的。刘大櫆从天道自然无为出发，探讨了万物的本原问题。

刘大櫆反对“天人感应”的历史观，认为天道浑然无知，事物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他对千百年来儒家先贤宣扬的“天有知”的传统天命观念作了批判，认为天道是浑然无知的，更多地赋予了天的自然属性。

刘大櫆反对天命史观，否定善恶必有报应。他认为“天下之事将然者不可知，而惟已然者可以循迹而较”，突出史学研究鉴往知来的现实意义，其读史评议及对史实的解喻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他撰写的大量人物行状、传记和墓志，不仅有益于乡间风俗教化，亦有助于传统史学的平民化和通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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