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是指清朝后叶，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也有人把清代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作为一个中兴的阶段，但现时普遍都认为中兴时期主要在同治统治年间。

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很大效果，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钱穆《国史大纲》有提：

"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

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当时大兴洋务，先提出“自强”以后标榜“求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等，这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过后的“实业救国”思潮不能说与这段时期没有关系。同时洋务运动中的近代企业虽然管理不属于规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也从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出现。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认为当时的外国人（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兴起的这股潮流感到吃惊、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小官员全部行动起来了”。

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自我吹捧。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收拾战乱之后的烂摊子，因为富庶的江南十几年不能正常交税更显得困窘，恭亲王等引进国外技术，希望用西方技术和企业挽救清王朝，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努力下欣欣向荣，于是就人宣扬“同治中兴”。

洋务运动最想做的，是造出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方面抵御外国侵略，更重要的是镇压国内的人民运动。到了后来也办民用工业，总体上是官办工业配套和为官员们敛财的。其最大的“政绩”是北洋水师。

洋务运动思想上，留下一批拥有西方视野，能够全面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人才，但这些人没有形成民族振兴的合力；有近代化的军事思想人才，但因为上有保守权贵排挤下有人民揭竿造反，这些人才成了后来军阀混战的基础；有中国现代企业的发端，但是畸形又脆弱，到了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的时候，已经是第二代企业。封建制度的腐朽，统治者的愚昧最终毁掉了这场“自强”的迷梦。

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可参考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c.wright)的经典之作《同治中兴》。

其一，明治维新本质是一场革命，所谓同治中兴只是一场自中（注意不是上）而下的改革。明治维新以军事变革为前提（倒幕运动），政治（建立明治政府）经济（维新）变革随之。在这场革命中完成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变革”。

前者通过暴力革命扫除了一切障碍，后者只是部分地方实力派官僚自发图强；“同治中兴”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其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对清朝来讲，一方面历史包袱严重，“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另一方面固有利益阶层没有扫除，改革阻力大成果小。洋务运动的失败有必然性，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乏偶然性。

其二，日本殖产兴业的基本路线是政府扶持民间资本，鼓励私有资本自由竞争，其初始官营企业迅速私有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集团迅速壮大。中国洋务运动则始终没有走出“官督商办、政权垄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死胡同，民间私人资本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私人资本的竞争力完全无从谈起。

其三，日本很快放弃“尊王攘夷”的治国哲学，转向“全面开化”，奉行“和魂洋才”理念，全国上下奋起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海外开明之治为范，唯一途，乃弃己之短，取彼之长，破陋习，变古格”（大久保利通语）。中国则顽固死守天朝大国虚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李鸿章语）。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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