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与帝王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

　　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 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

　　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史官怎样记载历史

　　如何记载历史是史官的工作，而根本不是皇帝可能干预的了的，史官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要对皇帝负责，他只需要对事实负责，而皇帝更没有权力对史书进行修改。

　　正是为了保证这一点，古代史官并不是由皇帝任命，而是采取世袭制度的，就比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的史官职务并不是由汉武帝封给他的，而是他由其父亲太史公那里世袭下来的。古代史官的世袭制保证了史官的人事权力不受执政者干预，史官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处于王权控制范围之外，所以古代史官的地位是很高的。

　　据说当年曾经有一个人去投奔赵鞅子，赵鞅子因为有事就让那个人等了很久，后来赵鞅子见到那个人，问那个人会做什么?来人说，我没有什么本事，我只会每天跟着你，把你每天所做的丑事都记录下来。赵鞅子连忙为自己的失礼向这个人道歉。

　　起居注，是古代专门的史官记录皇帝言行举止的的史书，史官相当于秘书一类的，每天把皇帝的衣食住行以及言论行事记录下来。碰上正直的史官就会直言不讳的把皇帝犯的错都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六卷，有一篇记载唐文宗想看起居注的记录。唐文宗想看起居注，主要是想看史官是怎么写自己的，当时的起居舍人是魏谟，他是魏征的五世孙，颇有先人的风骨。

　　魏谟对唐文宗说“起居注记录皇帝的善行，也记录皇帝的过失，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警示皇帝从而到达祛恶扬善的作用，陛下只管勤政为善，不要看史官怎么写”。唐文宗说：”以前我看过呢“魏谟说：”那是以前的史官失职，如果陛下老查看起居注，史官记载的时候就不敢写了，将来后人怎么能信呢？“。

　　虽然起居注这种监督的方式并不十分靠谱，大家都知道皇权在握，生杀予夺予取予求。绝大多数的大臣不敢秉笔直书的写皇帝的失德，毕竟吃的是人家的饭，没有顾忌是不可能的。如果赶上像崔杼一样脾气的，像太史三兄弟这样不怕死的人毕竟是少数。

　　毕竟起居注起码给监督皇权留了一条可能的缝隙。也许正是因为唐朝有这样的君臣，君心有畏惧，臣心有操守，各守其道，不妄自越轨才成就了大唐的盛世吧？

　　到了宋朝以后，因为宋太宗的皇位来历不明，特别害怕史官说真话。所以皇帝开始亲自审定起居注。从此以后起居注被皇帝完全控制，里面只剩下歌功颂德的阿谀奉承，起居注唯一的一点监督作用也消失殆尽。

　　崔杼弑君到底咋回事

　　齐国的权臣崔杼弑杀了自己的君主齐庄公，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死了齐太史，齐太史的儿子复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之，齐太史的弟弟又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他，最后齐太史的小弟弟接着写“崔杼弑其君”，崔杼终于无奈，只得放弃了。

　　以崔杼当时的势力连国君都能够杀死，但却不能迫使史官为其隐埋罪行，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可歌可泣由此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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