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夏竦
别称：夏文庄公、夏英公、夏郑公
字号：字子乔
所处时代：北宋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江西省德安县
出生时间：985年
去世时间：1051年
主要作品：《文庄集》、《古文四声韵》
主要成就：西北防卫西夏
籍贯：江西省德安县
官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
封爵：英国公、郑国公
谥号：文庄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
北宋宰相：夏竦的生平简介
夏竦(985年-1051年)，字子乔，别称夏文庄、夏英公、夏郑公。德安县(今属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原白水街乡)人。北宋宰相。
景德元年(1004年)以父夏承皓死忠，录官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主簿;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为国史编修官，后与王旦等同修《起居注》，参与编写王钦若的千卷本《册府神龟》;真宗天禧年间出知黄州、知邓州，又徙襄州，遇大饥，劝令大姓出粟，得二万斛，救活贫者四十五万人;宋仁宗天圣年间知寿州，又徙安州，再知江西洪州(南昌)，勒令巫觋一千九百余家还农，毁其淫祠;天圣五年，为枢密副使;天圣七年(1029年)官参知政事;天圣九年(1031年)进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左丞;仁宗景佑年间知青州，任青州时，支持守城的卒子，修建青州南阳桥，被大多数科学家认定为我国最早出现的虹桥;后迁刑部尚书;仁宗宝元年间官户部尚书;仁宗康定年间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知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一带);改判河中府;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方召为宰相，因谏官、御史认为夏竦与陈执中论议不合，不可使两人共事，遂改枢密使，封英国公;次年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进郑国公;仁宗皇佑三年(1051年)奉诏监修黄河堤决，躬冒淫雨，以疾归京师，遂不起，农历九月薨，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谥"文庄"。
夏竦从四年时开始读书，年少时就很有才华，超迈不群，出类拔萃，写诗作赋，非常敏捷。12岁时，夏竦作《放宫人赋》，援笔立成，而且赋也做得好。夏竦17岁，随父在通州狼山，作《渡口》诗:"渡口人稀黯翠烟，登临犹喜夕阳天。残云右倚维扬(今江苏扬州)树，远水南回建邺(今江苏南京)船。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值钱。"北宋王辟之说:以后之题诗没有超过他的。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入侵中原，夏竦的父亲夏承皓率领宋兵抄近从偏僻的小路前往抵抗契丹，晚上与契丹军队相遇，夏承皓立即率领宋兵向契丹军队发起攻击。在战斗中，夏承皓不幸被流箭所伤，卒于战场。朝廷抚恤夏承皓家属，赏夏竦一个名为"三班差使"的小武官。一天，夏竦拿着创作的诗集，等候在宰相李沆退朝回家的路上，左等右等，终于看见宰相李沆一队人马退朝往回走，于是拦住宰相李沆的马头，躬身拜下，将诗集恭恭敬敬地献给李沆，李沆读到诗中的"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很赞赏，继续看下去，全卷都是好诗句。第二天宰相李沆上朝，将夏竦的诗集呈给宋真宗看，并说夏竦父死家贫，请给他换个文职，真宗就任命夏竦为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主簿。
宋真宗景德年间，夏竦年仅20岁出头，应试贤良方正科，对策廷下，刚出殿门，翰林待读学士杨徽之看他年轻且诗文小有名气，于是上前邀过夏竦说:"老夫它则不知，唯喜吟咏，愿丐贤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并掏出吴绫手巾摊展在夏竦面前，夏竦乘兴题诗一首:"帘内衮衣明日月，殿前旌旆动龙蛇。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杨徽之一看，点头称赞道:"真宰相器也!"
夏竦的诗在当时就有名气，为人看重。江休复说:"夏英公少年作诗，语意惊人，有'野花无主傍人行'之句。"又说:"江州(今江西九江)琵琶亭诗板甚多，李卿孙惟留夏英公诗:'年光过眼如车毂，职事羁人似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涕泪满青衫。'"
大中祥符年间，夏竦任玉清昭应宫判官，丁谓任玉清昭应宫使，是夏竦的上司。一天，丁谓在斋厅宴请官僚，有杂技表演助兴，丁谓对夏竦说:以前没有咏杂技的诗，你可以做一篇。夏即席吟诗道:"舞拂挑珠复吐丸，遮藏巧使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旁人冷眼看。"丁谓一听，知道夏竦是在讽刺他，气得脸都白了。
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丁谓担任参知政事，"请大治城西炮场，酾金水，作后土祠";"三司使"林特提出在上林苑中修建复道，用来连接玉清昭应宫;"发远使"李溥提出将海上巨石搬运到会灵观池中建三神山。当时朝廷群臣都迎合真宗皇帝讲求符瑞、神仙，没有人提出异议，只有户部员外郎夏竦上疏反对，认为这些工程过于阔远，并不是秉承天意，从而阻止了这项耗费巨资的工程上马。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十二月，夏竦调任知黄州，庞籍是他在黄州的下属，官任司理参军，夏竦对他"异礼优待"。有一天，庞籍生病在床，自以为这病好不了，请夏竦给他办理后事。夏竦亲自来看望他，对他说:"你不会死，以后还会做穷宰相，而且还长寿，这病会好的，你不要担忧。"庞籍说:"我做了宰相，还会穷吗?"夏竦说:"在宰相这一等级中你是算穷的。"庞籍后来果然做了宰相，他晚年退休后，写诗记这事说，"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
宋真宗天禧三年，夏竦又调任知襄州(今湖北襄樊)。这一年襄州发生大饥荒，百姓开始流亡，盗贼乘机偷窃。夏竦打开公廪，向灾民放粮，同时又劝说全州的富人拿出余粟，共募集到十余万斛，用来赈救灾民。在夏竦积极努力下，全襄州度过饥荒达四十六万余人。巡按使姜遵将夏竦的事迹上书皇帝，皇帝赐书褒谕。后来民众想到夏竦的恩惠，将皇帝所赐诏书刻成石碑，永志不忘。
天圣元年，宋仁宗即位，升夏竦为户部郎中，历任寿州(今安徽寿县)、安州(今湖北安陆县)、洪州(今江西南昌)三州知州事。
夏竦知洪州时，"洪俗尚鬼，多巫觋惑民"。夏竦了解情况后，加以取缔，将洪州巫师 1900 余户勒令改归农业及攻习针灸方脉，收缴到的神像、符箓、神仗、魂巾、魄帽、钟、角、刀、笏、沙罗11000余件，全部焚毁掉，并上疏要求下令严禁，以革妖风。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仁宗看了夏竦的奏疏后下诏"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绝之"。据宋人《独醒杂志》记载:夏英公帅江西日，时豫章大疫，公命医制药分给居民。医请曰:"药虽付之，恐亦虚设。"公曰:"何故?"医曰:"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也。"公曰:"如此则居死于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令捕为巫者杖之，其著闻者黥隶他州。一岁，部内共治一千九百余家。江西自此淫巫遂息。
使契丹，表作"对偶精绝"
天圣三年(1025)，夏竦"起复知制诰，为景灵宫判官、判集贤院"，仁宗命他奉使契丹。夏竦因为父死于契丹入侵，不愿拜见契丹国主，上表说:"父殁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坚决推辞不肯前去。他这个表被当时认为是"四六(骈文)对偶精绝"。
支持守城的卒子，修建我国第一座木结构虹桥
在山东省青州有座万年桥，原称南阳桥，俗称北大桥，是一座有千余年历史的古桥，它横架在流经青州市城区的南阳河上。过去，曾是青州南北二城的唯一通道。此桥历史之悠久，价值之重要，规模之恢宏，建筑技术之高超，在齐鲁大地上是有名的。
这就是景佑元年(1034年)夏竦调知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兼安抚使时，支持守城的卒子，修建的青州南阳桥，造就了我国第一座木结构虹桥。为防水患，几经筹措，垒巨石固河两岸，用数十根大木相贯，无柱，架为飞桥，由梁柱式木桥改为结构独特的无柱单拱木桥，状如彩虹，故曰"虹桥"。不久，这种造桥技术就被推广到汾、汴等地。青州虹桥的建筑成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宋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西夏国主元昊领兵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同年四月，诏夏竦为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判永兴军，韩琦、范仲淹为副使。新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命部将任福统军迎击元昊的西夏军。
韩琦在任福出发前交待得一清二楚:自怀远城经得胜寨(今宁夏西吉东南)直趋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西北)，出敌之后对西夏军发动攻击。各堡垒相距才四十里，道路便利，辎重在近，审时度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出敌后据险设伏，敌退回时进行攻击。"及行，诫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不听命令，在好水川与西夏军交战，元昊佯败，诱任福军入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陷入元昊所设的包围圈中，在羊牧隆城(今西吉东南)附近，全歼宋军，任福战死，西夏军也伤亡惨重，史称好水川之战。好水川之战宋军失利之后，追究责任，韩琦先上书自劾。夏竦派人收拾宋军尸体，在任福的衣装中得到韩琦嘱诫诸将的公文，上表称好水川之役失败责任不在韩琦，"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卷第十二的"夏英公好处"中写道"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夏竦薨后，当时任宰相的宋庠写了二首《宣徽太尉郑公挽词》以表哀悼。挽词中宋庠对夏竦的才学、功绩作了很高的评价，对夏竦之死感到很悲痛，并慨叹夏竦没有做宰相以施展他经国济民的才干。
对石介的死，吕夷简和夏竦是怎么做的？
吕夷简为宋代名相之一，他在辅佐年少的仁宗的时候，在太后临朝听政的情况下，能正确地处理北宋社会诸多的矛盾，从而保证了北宋社会安定、经济的发展。
其中吕夷简最动人的，还是他能够公正、不计恩怨的包容，才是他优秀的品质。与另一位宰相夏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宋朝的时候，在仁宗的庆历年间，国子监直讲石介作了《庆历圣德颂》，大赞革新派，贬保守派，褒贬地非常直率，尤其对枢密使夏竦的批评和斥责是尤为严厉的。于是，夏竦就怀恨在心了。
后来由于石介受到了牵连而遭祸，被判罪罢官回乡了，由于郁闷而不得志，不久便去世了。
恰好在这个时候，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的时候，发现了石介和孔直温以前有书信往来。
于是，夏竦想起了以前石介针对自己种种不满，于是便借此事，大发议论，大做文章，说石介根本没有死，，实际上是往北逃到了契丹胡人哪里去了。
宋仁宗听了夏竦的话，不由得大发雷霆，便立即下诏将石介的儿子流放到了江淮，由地方加以管制，不能自由行动。
宋仁宗又立即派中使去把石介的棺木打开，检查是否虚实。
当时的吕夷简正任京东转运使，当他听说了这件事情，心中是气愤难平的。他感觉夏竦做得是有些过分。
当中使正要按照宋仁宗的指令行事的时候，吕夷简及时的制止了。
中使感觉很为难，毕竟圣明难为!
吕夷简看出了中使的心思，便对他说：“如果把棺材打开是空的，石介真的跑到了契丹哪里去了，就是将他的子孙全部斩尽杀绝，也不算残酷。那万一石介真的死了，朝廷又无故打开了人家的坟墓，你这么做又使圣明蒙羞了，是不能以此示范后人的。”
中使为难地说：“那我又如何回复朝廷的圣旨呢”?
吕夷简说：“石介死了，必然有负责验尸的人，并且加之内亲和外戚，以及参加葬礼的学生，不止数百人。至于埋棺材，也必然雇佣殡葬铺的人。现在你可以发公文，命令他们全部听审，假如没有不同的说法，就命令他们立下军令状，官府再出具证书加以证明，这样做，也就足以回复圣旨了。”
中使听了吕夷简的分析，感觉分析的很有道理，就爽快地答应了!
吕夷简的这个方法，简直是精妙绝伦。不仅使逝者安息，而且也让中使，能够完美的完成使命。
中使于是就按照吕夷简所说的办了，并报告了宋仁宗，宋仁宗此时也觉察到了夏竦是在诬告，于是立即传旨，把石介的儿子和妻子都释放了，让他们还乡。
就因为这件事情，冯梦龙评论说：“如果吕夷简不为石介的冤情昭雪，石介的冤情可能会永远地埋入地下了，会永久不见天日。当初，石介受到宠幸作《庆历圣德颂》的时候，正是吕夷简被罢相的时候。但吕夷简不念私仇，而是顾念国家大体。
吕夷简的这番作为，确实是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度量。
夏竦和吕夷简同为宰相，他们的品行通过这一件事情，便昭然若揭了，吕夷简不但有涵养雅量，而且能够秉公办事，最终能成为一代名臣。
而夏竦呢，因为他的心胸狭隘记仇，他的名声也就随着时间的冲刷，慢慢消失殆尽在历史的长河里，没有了踪迹。
夏竦不仅是北宋著名学者，还是个大奸臣？
一方面，我们知道夏竦是北宋前期著名的学者、诗人、学问家，夏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就此而言，夏竦完全可称通才。
另一方面，我们还知道夏竦是有名的奸臣。《宋史》把他和王钦若、丁谓并列，是直把他看作当时的第三号大奸臣。综观夏竦一生，“阴谋猜阻，钩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诋毁抹黑政敌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不遗余力，因而为正人君子所不容，仁宗数次要任命夏竦为宰相，都被充满正义感的御史和言官所阻止。
既博学多文，又聪警巧忮，夏竦之能得帝王眷顾而至位通显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如宋人的说法：“夏文庄公辞藻绚丽，自其始学即含台阁风骨，老尤雄健不衰，当圣君贪才，天下右文之时，是不容不富贵。”
然而，正当处于仕途上升期的夏竦同志指顾昂扬、春风拂面的时候，不想后院起火，从而遭遇政治滑铁卢，差点断送了大好的政治前途。《夏文庄公竦神道碑》记到：“天禧初，坐闺门之故，左迁职方员外郎、知黄州。”基于为死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神道碑作者没有指明所谓“闺门之故”的详情，幸好有其他文献可以让我们了解夏竦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事情发生在北宋天禧元年(1017)，这一年，夏竦虚岁三十三，担任皇帝的机要秘书知制诰一职已近三年，深得真宗皇帝的倚重。随着官越做做大，而且前途一片光明，夏竦不免有些志骄气溢，在声色犬马面前丧失了抵抗力。这几年，他先后娶了好几房小妾，在尽情享受爱情滋润的同时，不免冷落了结发妻子杨氏。
说起这个杨氏，也实在不一般，她心思细密、文采出众，曾几何时，夏竦与杨氏夫唱妇随，红袖添香，有过一段卿卿我我的甜蜜岁月。然而，人心冷暖，世态炎凉，“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遭受冷落和排挤的杨氏不免心生怨怼，百计莫施之下，和其本家兄弟杨媦(一说杨倡)一道，一张状子递到了开封府。状子中列举了夏竦的一系列“阴事”，言之凿凿，看架势一定要搞臭、搞垮夏竦的。
杨氏作为夏竦的床头人，对夏竦既往的所作所为比谁都清楚，更何况夏竦的确其身不正，有不少小辫子可抓。更为糟糕的是，夏竦的母亲和杨氏的母亲素来龃龉不合，在这节骨眼儿上彼此诟詈指责，也闹到了开封府。
开封府受案之后也是颇感棘手，把案件奏报给朝廷和皇帝。真宗皇帝得知自己的机要秘书出了这档子事儿，也是十分重视，指令御史台审理此案，御史台专案组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向皇帝做了汇报。最后，真宗降旨，夏竦束身不谨，闺门失和，触怒清议，有玷朝选，为示惩戒，免去夏竦玉清昭应宫判官、礼部郎中和知制诰的职务，责授职方员外郎、知黄州。
从从五品的礼部郎中到从六品的职方员外郎，从掌出皇命的知制诰到一般外官知黄州，夏竦遭遇了其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失利。
皇帝还特别指示，夏竦和杨氏离婚。
其实，即便没有皇帝的敕令，夏竦夫妻离异的结局也几乎不可改变。想来，以杨氏之聪明，她并非不晓得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只是，人在残酷的现实境遇面前，往往不自觉地选择自我毁灭作为最后抗争的手段。当然，在杨氏的心里，能够让负心汉仕途受挫、颜面丢尽，无论如何也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事已至此，夫妻缘分估计也就到头了。
本案也极大地改变了夏竦的人生轨迹，迫使他离开政治中心，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外官任职。这场人伦之变予夏竦的精神以巨大的刺激，尤其是在物议沸腾之中仓皇离京的情景一定已定格为夏竦心中永远无法言说的痛。
而在世人的眼中，作为一名士大夫和政客，是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的，就如陈振孙所言：“夏竦……身中贤科，工为文辞，复多材术，而不自爱重，甘心奸邪声伎之盛，冠于承平。夫妇反目，阴慝彰播，皆可为世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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