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在古代的生产和战争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以人力和畜力为动力的生产活动中，谁的力量大，谁就能生产出更多的农作物。在战争中，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力量的大小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拉弓射箭，还是操刀弄斧都需要有足够的力气，所以，古代军事家吴起把能举起沉重的铜鼎作为选拔虎贲之士的一个必要条件(《吴子·料敌》)。兵书《六韬》也将能够拉开八石的弩弓作为选择车兵的一个标准。

　　春秋战国时各国的君主都千方百计地招纳天下的大力士，如秦武王用高官厚禄吸引当时有名的力士任鄙、乌获、孟说为秦国服务(《帝王世纪》)。因此，在古代中国，无论是行伍中的士兵，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很注意力量训练，出了不少力大无穷的英雄好汉。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的父亲叔梁纥[ge哥〕就是这样一个大力士。在鲁国军队攻打偪〔bi逼〕阳城的一次战斗中，偪阳城人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把城门升起，放鲁军入城，等鲁军进来一半时，突然放下城门，企图将鲁军分割消灭，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叔梁纥奋力举起沉重的城门，使已经入城陷入险地的鲁军撤了出来(《左传·襄公十年》)。一个人举起沉重的城门，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想象的。孔子本人的力气也大得出奇，这位儒家的祖师爷与后来弱不禁风、面黄肌瘦的儒生们可是大不一样。根据史书记载，孔子不仅跑起来快得能赶得上城外的兔子，而且力气大得可以举起顶城门的大杠子，当然，孔子从来不愿意显露他的这些本事(《列子·说符》)。像孔子这样的文人都有这样的力量素质，那些披坚执锐、冲锋打仗的武将们的力气就更是大得惊人了。鲁国有一员大将在一次战斗中，一时杀得性起，就一手举着蒙有甲衣的大车轮子为盾牌，一手挥着大戟，带着士兵冲锋(《左传·襄公十年》)。秦武王从齐国招来的力士孟贲可以从活牛的头上拔下角来(《帝王世纪》)。同汉高祖刘邦争天下的楚霸王项羽也有一身的神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力气大得可以拔起一座山(《史记·项羽本纪》)。

　　秦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韩国的张良想刺杀秦始皇，为韩国报仇，就雇了民间一个大力士埋伏在路旁，在秦始皇巡游经过博浪沙时，投出一个重达120斤(相当于今天的31公斤)的大铁锥，一下子砸坏了秦始皇车队的一辆车(《史记·留侯世家》)。在江苏徐州出土的一个汉代画像石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大力士们拔树、背兽、扛鼎的生动情景。隋炀帝大业二年，突厥人来朝，隋炀帝为了炫耀国力，组织了一场大型百戏，其中一个表演力量的节目，以战国时卫国壮士夏育为名，叫做“夏育扛鼎”，表演者举重若轻，将大车轮、石臼、大瓮器这样一些相当沉重的物件放在手掌上，一边跳跃，一边舞弄(《隋书·音乐志下》)。

　　古代人是怎样练习力量的呢？那时候没有我们今天的杠铃、哑铃、拉力器等种种专门发展力量的器械。腿部的力量靠跳远、跳高和各种负重跳跃；上肢力量靠投石、拉弓、武器练习；而全身整体力量除了练角力以外主要是靠举重。开始并没有专门练习举重的器械，举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器物，最早使用的，也是史籍中记载最多的有两种，一种是古时候用来煮肉的大鼎。古人选用鼎作举重的器物是有道理的。首先，鼎是用青铜制成，相当沉重，轻的几百斤，重的往往超过千斤，用来发展力量，特别是爆发力很有效；其次，鼎一般都有三只脚，两只耳，抓握点多而且不易脱手；再次，鼎到处都有，容易找到，练习起来比较方便。另外，鼎是人们都非常熟悉的生活用具，它的重量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能举这样一种器物更能显示自己的能力。于是举鼎就成为古代大力士们必做的一门功课。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国君秦武王就是一个举鼎成癖的人，常和手下的力士们一起举鼎。一次，他与著名的大力士孟说比赛举鼎，没想到，力气不够，鼎掉下来砸断了膝盖骨，不久就死了，孟说全家也因此被处死(《史记·秦本纪》)。一直到秦朝末年举鼎仍然是一种力量练习的手段，以勇力闻名的项羽也有举鼎的本领(《史记·项羽本纪》)。自汉代以后，举鼎逐渐演化成为“百戏”中大力士们的表演项目，张衡在他的《西京赋》里就提到这种扛鼎的节目。

　　另一种常用的举重物，就是关城门用的又大又重的门栓。在古代，人们把这种举重活动称为“翘关”。“翘关”一直延续了下来，公元702年唐代女皇帝武则天设立武举制时，翘关还被列入了武举的正式考试项目，不过这时翘关采用的是专门为武举考试制做的标准木杠，长一丈七尺，粗三寸半，举10次算是合格(《通典》卷十五)。

　　拉硬弓也是古时人们进行力量训练和力量测试的一种方法。在史籍中我们常常能看到武士们力挽强弓的记载。如南北朝时梁武帝的大将羊侃，膂力过人，能拉十几石的硬弓(《梁书·羊侃传》)。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宋史·岳飞传》)。明、清武举的考试也将拉硬弓列为一项测验内容。开硬弓在中国古代是男子汉勇武有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冲锋陷阵的将士将其作为力量训练的日常功课，不少精明强悍的王公贵族也有过人的拉硬弓的能力，如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能“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即能射透七层铠甲叶，拉得开180斤的硬弓(《贞观政要·征伐》)。

　　唐代已经有将举重与硬气功结合起来的记载：在唐德宗年间(公元780—805年)，在绩溪县太微村有一个叫汪节的人，力气很大。一天，汪节来到都城长安，看到东滑桥边有一个石狮子，就对人说我可以把这个家伙拔起来，扔到一边去。没有一个人理他，以为他是在说疯话，因为这个石狮重达1000多斤。汪节冷冷一笑，走过去果然将石狮提了起来，扭身一甩，抛出一丈多，围观的人这才大吃一惊，后来汪节当上了军官，经常在皇帝面前表演他的绝技。其中一个表演是趴在地上，让别人在背上压一扇石磨，磨上立起两丈高的方木，在木头上再架上一张床，然后请龟兹国来的乐师坐在床上，演奏乐曲。在这样的重压下，汪节神色如常，泰然自若(《歙州图经》)。正是有一身过硬的硬气功本领，汪节才有这样超出凡人的气力。硬气功在唐代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唐代的韩琬在《御史台记》中记录了另一个有一身神力的气功家博通的故事。一次，博通要在京城三个身手不凡的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和冯师本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力气，就躺在床上，让这三人上前一起夺自己头下的枕头，只见这三个壮汉使足了吃奶的劲，齐心用力，一声巨响，床腿统统折断，而枕头还是稳稳地枕在博通的脑袋下面。当时闻讯赶来观看的好事之徒多得把博通的住宅都挤坏了，这件事一下传遍了整个京城。不仅如此，博通还有一手绝活，他常常在酒宴上两手各举一桌酒席，在台阶上轻快自如地上上下下，而桌上的酒不洒，菜不倾。

　　唐代艺人在百戏的一些表演节目中显示出的力量，令人惊叹不已。如唐乾符中，艺人王俳优在百戏表演中，将一条载有12人的船轻轻松松地背在自己背上(《北梦琐言》)。唐时还有一种舞马表演，当骑士连人带马登上画床后，下由力士将床连人带马一齐举起。《安禄山事迹》记载的安府中的散乐艺人也有一身神力，他在顶竿载人的节目中，举起了多至24人的竿子，即使竿上均为小孩，充当顶竿底座的艺人也需要有千斤之力。

　　唐代以后，举重的内容越来越多样化。到了宋代，出现了用石头制成的各种举重器械，出现了举石球、掇石墩(《武林旧事》)。石头举重器具的出现是我国古代举重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石头到处都可以找到，可以按照自己需要的重量和形状进行加工，于是举重在民间一下子普及开来，举石锁、石担成为中国老百姓传统的体育锻炼活动。石锁取形于我国占代铜锁，将石块上部凿空，留一条适宜手抓握的石柄，多用单手也可用双手作各种姿势的力量练习。石担则是在两块圆形石片中央凿眼，插入木棍和竹竿，与现代举重运动的杠铃形式一样，适于双手举。石锁和石担大小不同，轻重各异，适合不同年龄和身体条件的人。为了防止在举重时腰部受伤，还有专门设计的一种与今天举重运动员的防护腰带相仿的布腰带，约10厘米宽，内有硬衬，俗称“腰儿硬”。

　　掇石墩是将较大的石块打成墩状，抱或举以练力量。有时为了提高难度，对光滑的石头表面不做任何处理。如西藏民间就有这样一种难度很大的举石活动，其困难不在于石头的重量，石重大约60至70斤。这样的重量对身强力壮的藏民来说全然不在话下，难的是要举的这一块大石头，通体不见棱角，“圆滑如卵”，光溜溜的像个大鸡蛋，任你有千斤之力，也无处施展。这项举石，需要力气，更需要技巧。能举起者可以得到哈达(《清稗类钞·技勇》)。

　　由于石制举重器具在社会上的普及，明、清两代进行武举的力量科目考试时，就用掇石替换了唐代的翘关，用舞刀、掇石和拉弓来测验力量。这里说的舞刀实际是一种需要相当力气的举重，因为用的不是普通的刀，而是相当沉重的大铁刀，分三种重量，重的120斤，轻的也有80斤。考试时要求考生拿着这样重的刀在前后胸舞刀花，掇石时用的石制器具两端有扣手，也分为三种重量，分别是200斤、250斤和300斤。要求把石头必须提离地面一尺以上，上膝或上胸。弓也分为三种不同的力度，有八力(一力相当于10斤)、10力和12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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