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派是两汉间以儒家经书研究而形成的学派，它的出现需溯源至秦始皇的思想政策。史记李斯列传中记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慰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鲸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一个政策，被秦始皇执行了，于是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民间所藏的先秦百家之书尽皆焚毁，仅存官方所藏，也只有官方职司博士官者仍可研究阅读。

自欧阳修怀疑“《系辞》非孔子作”以来，宋儒疑经惑传的学术风气开始流行。实际上西汉以来的今文《易》已根据似乎合理的思路改经了。

博士官即官设的学问师、教导师，秦已有之，不限儒家之学，精通诸子百家者亦设为博士官，博士官所学，几如战国时各国食客之驳杂。秦始皇焚书坑儒，原只为禁绝民间之议论，是一个思想控制之政策，而非出于学派垄断之谋，因此民间固无藏书，但官方所藏仍多，可是在随后项羽火烧咸阳之际，就连秦官方之先秦藏书亦为焚毁，于是儒家经典与儒学的传播同时消失。

汉初承秦制亦立博士官数十人，不限儒经，又及汉初政策重休养生息，以刑名黄老之学为政治措施之指导原则，这是杂糅道家、法家之学的一套政治哲学，也是西汉初年最高统治者的意识型态，甚至有因儒学观念之坚持而遭致迫害的，如景帝时的辕固生及武帝时的赵绾、王臧，都是因文帝皇后窦氏的坚持，前者险因刺豕而死，后二者则因而自杀。

因此在西汉初年的这种风气之下，过去被禁绝的儒家思想，便只能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复苏，而不能有具规模的学术重整运动。然而儒学中所包含的重礼仪法度的经世之学之面貌，本就有在任何王朝政权中得以发展的生存条件，高祖时有陆贾著新语十二篇、叔孙通率儒生为高祖刘邦制朝仪、文帝时有贾谊著新书等事，皆以儒学观念为基础。西汉儒学之兴盛，当首推武帝及董仲舒之功，然论及今文学派之形成，则应以五经博士官之设立为更重要的条件。即诗经，书经，春秋经，礼经，易经等。

最初，少数耆老开始讲学，而儒家经书也在口耳传授之际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文字写成，若干儒学大家也开始在西汉政府中得立为学官，其中，与今文经学之兴起有关的经学博士官，在汉文帝时立有三位，是传诗经的博士：申培公、韩婴两位，及传授书经的伏胜的弟子欧阳生博士；景帝时，又设了三个博士官：诗博士辕固生、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母生。

此时，诗有三家，春秋有两家，书有一家。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春，援公孙弘之建议，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于是增加礼经博士官及易经博士官，又依董仲舒之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至此，儒家经学的研究遂成为西汉官方所重的唯一学术传统。至此以后的两汉之际，虽仍有道家，道教传统及自然科技思想的发展，但两汉学风的代表性风貌，便成为儒学的天下，当然两汉的儒学也是驳杂地吸收了各家的思想的。

这些被设为博士官的诸学者，都是在师承传授下的经学研究，其所依之典籍为西汉文字新编之儒经，故可称为今文经学。

武帝时，公孙弘又建议博士官可收弟子五十名，同享利禄，而两汉之际，五经博士官数及弟子人数皆不断增加，几乎就是一个拥有政治势力的学术团体。他们在对经学解释及对政府体制、政策之意见上，形成了特殊的观点，与后来发展出的另一批古文经学研究者的观点多有不同，两派较竞，造成了两汉学术史上重要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历史局面，古文经学者为与其区分，遂自称为古文经学学派，并称其为今文经学学派，于是有今文学派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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