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进士、点翰林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不过清代时期，翰林院却是一个地位较低的衙门。以排列顺序而言是：内阁、部院(六部、理藩院、内务府)、九卿(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通政司、宗人府、銮仪卫)，最后才是翰詹科道。显然，翰林院排在了最后。

　　尽管翰林院在中央机构中排名最后，但并不意味着翰林院衙门里的翰林们就会受到冷落，相反，有清一代，翰林的升迁最优，有着一般进士所无法比拟的仕途前景。如果从各个方面进行考量的话，就不难得出“翰林举足轻重”的结论。

　　清代殿试以后，新科进士们还要进行朝考，通过考试的便可成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深造。严格意义上来说，翰林并非是国家的正式官员，即无品级其俸禄也十分有限，而是属于国家的储备人才。

　　按制，翰林们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因为科考是三年举行一次(恩科除外)，三年后散馆然后新一批翰林入院。也就说，每三年朝廷就要安排这批翰林们入职，如果在京一般都是担任检讨、编修，以及詹事府洗马、司业等职。清初时期规定，吏部、礼部的尚书、侍郎为翰林专缺，但对于人数众多的翰林官来说，无异是独木之桥。

　　因此，朝廷必须要为这些翰林们安排一个更好的出路。康熙三十三年(1694)谕：“朕先虑翰林拥滞，故用数人于部院衙门。所用数人学问俱优。如有翰林缺出，仍著开列升补。”

　　此后，翰林官任京堂成为定制。按规定，翰林官可以担任九卿、各监寺少卿、顺天府尹、内阁学士等职。除了京堂外，康熙五十七年奏准，六部侍郎缺出，翰林亦可开列，因六部尚书例由侍郎升任，所以便形成了六部堂官亦多翰林出任。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翰林院虽然不重要，但翰林院中出来的翰林们，日后都是六部尚书、侍郎的首选。

　　翰林也有满、汉、蒙之分，满、蒙翰林因为人少缺多，升转很快。按惯例，满、蒙翰林院编修、检讨一般在一年之内就可实授，有“编不过夏”之说。詹事府洗马、司业，升京堂则需稍候时日，但也不过数年而已。而汉缺翰林时间相对更长，如果数年得升京堂，则属殊遇。

　　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后，翰林官之候缺者可以不需坐补原官，即可通融补用，而其他官员则要先补原官，方可补用他职。这样在任职上便体现出翰林官捷足先登的优势。

　　明代时，翰林官是不外任的，专待入阁，出路狭窄，坐耗资俸，造成众多翰林无所事事，穷困一生。只能徒发“一生事业惟公令，半世功名只早朝”之叹。清代对翰林官出路多有变通，除任京堂、科道外，外转之制更使其出路广阔。

　　康熙初年，翰林官因朝廷修纂书籍事繁，少有外转，造成翰林官入多出少，以至于很多翰林官纷纷告假离馆，形成了“三分已去其二”的局面。又因翰林官出路不畅，直接影响庶吉士的情绪。于是，康熙便以编修、检讨外用知府。但因修书需要大量翰林官，这个时候对外转人数控制较严，终康熙一朝，翰林官外转任职都未曾全面实施。

　　雍正即位后，大开翰林官外转之门，编修可为道府，庶吉士可为州县。此门一开，情况大变，直到清末，翰林官外转成为定例，从而造成了翰林官“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的局面。

　　按照吏部铨选的规定，不同出身的候补官员，有着不同的仕途前景。进士、举人等出身的为正途，可以优先授官，如果在京即为各部主事和内阁中书，如果在外者拣选为知县、教职。而正途以外的官员，则数年或数十年方能得实缺。

　　翰林相比进士而言，其优越性更大，同样是选为知县，翰林到省后可以马上授予实职，被称为是“老虎班”;进士到省后，往往需要经过试用方能实授。两相对比，便知差异。

　　另外，明代就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传统，清代亦如此。清代入阁并非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升任大学士，内阁中大学士居首，其下还有协办大学士，大学士一般是按照资历晋升的，开缺即补。内阁中真正负责具体事务的是内阁学士。

　　雍正朝以后，大学士多在军机处行走，汉内阁学士成为内阁办事的实际负责人，而此职为翰林官之专缺。内阁学士可谓前途无量，要不按部就班升任协办大学士乃至大学士，要不就是升任各部侍郎、各省巡抚。因此内阁学士成为翰林攀登仕途高峰的一个最主要的晋升之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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