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四年（1501）的“九华问道”使得王阳明深化了对佛、道两教的认识，更刺激了他对出世思想与隐居生活的向往。正是这一隐逸情结，再加之他对自己“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的追悔，促使王阳明决定践行“筑室阳明洞”这一隐逸实践。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在践行隐居生活的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佛氏的思考与探索，包括“行导引术”、同王文辕、王琥、许璋等“越中诸友”的切磋论道及进行静坐修行等活动。
王文辕，字司舆，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称王思舆，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称王思裕，徐爱《贤思叙》称黄司舆。其“励志力行，隐居独善”，是一位颇具出世主义的隐士。
在为学方面，他“少学为古文，级类庄、列，诗逼唐人，读书不牵章句”，著《茹凌稿》《皇极经世》《律吕》等作品。面对成化、弘治年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朱子独尊局面，他与王阳明一样“不主先入之言”，“独破旧说”，倾心于“专以尊德性为主”的含有佛禅义理的陆九渊学说。
在性情、为学、思想等方面，王文辕与王阳明颇为“英雄所见略同”，因而“惟阳明与之友，莫逆也”，在王阳明所著《冬夜偶书》《夜坐偶怀故山》等诗作中可见他们深厚的情谊，从侧面映证了王文辕是阳明早年最相契的志同道合者之一。
作为王阳明早期的交游者之一，王文辕对王阳明的影响散见于他们的交往历程中。在王文辕去世后，王阳明开始倡导良知学说。
对此，季本（王阳明高第）《王思舆传》记载：“人多非议之，叹曰：‘使黄舆子在，于吾言必相契矣’。”黄宗羲《明儒学案》记载：“时多讪者，叹曰：‘安得起王司舆于九原乎’。”可见，王阳明与王文辕交往甚笃，而正因此，王文辕出世隐逸的性情、“独破旧说”的思想主张势必对王阳明产生重要影响，故有“阳明之学由王司舆发端”的说法。
与同王文辕的密切关系相仿，王琥是王阳明在隐居阳明洞时期的交往者之一，亦是王阳明晚年的弟子。其自号“野翁”，被阳明高第徐爱称赞为“贤民”。以诗文见长，著有《亭山》等数篇诗赋。
据张焕《重建稽山书院记略》记载，正德年间，“刑部尚书王公明仲，楚府长史王公冕与儒生王琥，素怀兴复，唱鸣义举”。这足以证明王琥是一位颇受高官勋贵尊崇的隐儒。
王琥与王阳明的交往始于阳明隐居阳明洞时期。正德八年（1513），王阳明与王琥、许璋等人在永乐寺“流连信宿，赋诗于此”。正德十二年（1517），王琥与徐爱商定“乘兴来游（赣州）”，目的是在于协助巡抚南、赣等地的王阳明。
王阳明闻迅后，称“得引手一扶”。嘉靖元年（1522）年，王阳明与王琥、邹守益等人游浮峰山。其时正值王阳明之父王华去世，陆深所著《海日公行状》其实是“按王君琥所录行实”。
可见，王阳明与王琥的交往贯穿阳明三十一岁之后的人生历程，而王琥本人所具有的隐儒本色势必也影响着王阳明的思想与践行。
在王阳明的“越中诸友”中，许璋是一位亦儒亦佛的代表人物。许璋，字半圭，“淳质苦行，潜心性命之学，其于世味治如也”，王阳明称其为不可多得的“山林枯槁之士”、“贫良之士”。在为学方面，学无师乘”“潜心性命之学，不求仕进，凡天文地理及孙吴韬略、奇门九遁，靡不精晓”。
许璋所学之杂之广，与被其世讥为二氏之学的白沙学派多有纠葛，自然而然地囊括佛学。所以，许璋思想中必然带有厚重的佛学色彩，同样影响着思想上与他“互有资益”的王阳明。
在弘治十五年（1502）隐居阳明洞至正德十六年（1521）归越讲学之间，许璋在思想、事功等方面屡屡有助于王阳明，“惟先生（王阳明）与司舆数人，相对危坐，忘言冥契”。
在正德十四年（1519）宁藩朱宸濠叛乱时，“遣子遗文成枣、梨、江豆、西瓜。文成惊悟，出差乱兵，遂不及难”，并且“教（王阳明）以奇遁诸书及武侯阵法”，“后得诛叛拴王，皆璋力也”。
正德十六年（1521）自江西归越后，王阳明“每访先生，菜羹麦饭，合宿不厌。”作为与王阳明“共参道妙”者之一，许璋可被视为阳明前期思想探索中的具有重要启发式人物代表。
除王文辕、王琥、许璋三人之外，王阳明早期“越中诸友”亦有数位。
如朱纯，“博雅有儒行”，“能诗，风格高古，与邑人罗欣、高暠结鉴湖吟社”，著有《陶铅》《驴背》《自怡》等作品。
又如邹鲁英，其人其事虽在《若耶溪送友诗并序》中语焉不详，但借助于王阳明所著《若耶溪送友诗》可晓，他亦应是一位富有才华与豪情的人物。
纵观王阳明在隐逸实践中结交的“越中诸友”，他们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其一，德才兼备；其二，亦佛亦儒。同时，又不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先贤教诲。
王阳明在与越中友人“相朝夕，取其资益”的交游中，无形间势必深受他们的佛家出世与主静的影响，沉溺于佛、道隐逸之趣，但事实上，隐居阳明洞的静定修行始终无法让具有儒家底色的王阳明找寻其“吾道”，从而预示了他从关注朱子格物、佛学向反思朱子与佛家，再向援佛入儒的认识理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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