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间清政府选派120名12岁左右的“留美幼童”。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选派10岁到16岁的幼童120名到美国留学，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批幼童原计划留学15年，但由于政治文化的差异，9年后就中途撤回，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受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熏陶的幼童，越过太平洋去拥抱风格迥异的美国文化，自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中的阵痛，其中的酸甜苦辣是颇耐人寻味的。

当时人们仍认为只有读“四书五经”、由科举当官才是“正途”，国内的新式学校本只能招收到没有地位身份的穷人家子弟，出洋留学更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被所有人耻笑，略有钱财的家庭都不愿子弟出洋留学。所以，第一批留学生30名在上海竟然招不满额。

派留学生出国，本来是近代世界文化交流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专制积淀甚深的中国却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演进过程。

然而，宋元明清以来，出国留学者却寥寥无几。尤其是清廷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几乎关闭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大门。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人的世界知识极其有限，连林则徐那样努力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官僚，都无法准确说出英国的地理位置，甚至认为英国和俄国接壤。但真正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的是20年后兴起的洋务运动。办洋务要设厂、开矿、修铁路、造轮船、搞通讯等，急切需要一大批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型人才。于是将派留学生提到了日程上来。

幼童们怀着寂寞、凄凉、悲哀但又兴奋、好奇、激动的复杂心情来到了万里以外的新大陆。当他们从美国西部乘火车去东部的时候，幼童们欢呼雀跃，高兴不已；再看到印第安人插着羽毛的奇装异服，成群的野牛在山谷中奔跑，他们更无法抑制心中的快活。

到达东部城市哈特波特(Hartford)后，一系列困难就接踵而来，幼童们兴奋的心情顷刻挥之而去。扑面而来的是语言问题，没有经过英语训练，无法和美国人交流，而且将他们三五人一组分到了美国友人家里，生活上更摸不着门道。他们的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礼拜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

至于西餐，他们更吃不惯，饿肚子在所难免。带队的清廷官僚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幼童给偷吃光了。刚到美国的幼童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辫，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学习上的问题也很多。

他们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现存的幼童们写的一些作文，可以发现他们那时的中文水平很低。每次学汉语，首先必须脸朝中国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后再给孔老夫子的画像叩头，给师长请安。稍不听话，就会挨罚。幼童们到美国，带给他们的就是这样枯燥而缺少自由的留学生活。

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如意算盘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特别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非常容易“美国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众所周知，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是否忠于清廷的政治问题。当清廷官吏发现有的幼童剪掉了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诵圣经，做礼拜，十分虔诚。

几个极端分子还暗地里组成了“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为惧怕这批幼童到美国后信了洋教，清廷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结果还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幼童们从小学到中学，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数年之后，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

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自由恋爱。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充满着缠绵悱恻而情真意切的炽热情感。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特别好动，他们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经常出没于篮球和足球场上，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了。

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划船队，曾多次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队。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幼童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他在《西学东渐记》里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

但是，和他一起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旧官僚却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处处给幼童们出难题。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了。最后不得以1881年将幼童凄然撤回而告终。

光绪七年（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一个阴云密布极为伤心的日子，清朝政府下令将他们这些留学生全部招回。他们被迫中断学业，悉数被“遣送回国”。这一百多名留学人员经过八九年的美国生活学习，已经融入到这个自由的国度。遣送回国的指令让他们都黯然神伤，眼前一片迷茫。由于这些留学生大部分都在美国民众家生活，也结下一定的情谊，大棒强加下的分离更加渲染了一份悲情。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对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国老师和朋友，都似晴天霹雳。因为，再过四五年，有一些幼童就要大学毕业，其他的一部分也会陆续升入大学，真是眼见成熟的果子被硬给剥掉了！耶鲁大学的朴德(Porto)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回来了。

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幼童们讲：“只有睡觉，似乎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

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然而，这批人毕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高人一筹，经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年，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据笔者初步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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