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与之是宋代岭南由太学中进士第一人，他守淮五载，卫护四蜀，淡泊名利，激流勇退，七辞参知政事，十三疏辞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张九龄合称“二献”。后世岭南人对其颇为尊崇，如明代思想家陈献章曾迎崔与之画像至家中，隅坐瞻仰，如同弟子对待老师的礼节。
治理地方
崔与之登第之后，历官浔州（今广西桂平）、淮西、新城、邕州（今广西南宁）、宾州等地的官吏，不避艰苦，尽心公务：在淮西时不惧权势，秉公执法；在邕州时当机立断，讨平士卒哗变；任广西提点刑狱时，遍行广西的二十五军州，渡海至海南岛，奖廉肃贪，访问百姓疾苦，深受爱戴。
崔与之代管扬州军政期间，浙东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无数饥民流入淮东一带而被阻于各城门外，崔与之却下令打开扬州城门迎入难民安置，从而救活流民万余人。
鉴别人才
崔与之一生推举人才诸多，却少有失误，究其原因，主要有：（1）知人善任，真正重视人才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2）为国荐贤、不市私恩；（3）在举人中没有宗派观念，不存门户之见。
受崔与之一人或与他人共同荐举的官员，据学者何忠礼统计，达数十人之多，其中有名可考者有游似、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陈韡、刘克庄、李鼎、程公许、黎伯登、李性传、王辰应、王潠、魏文翁、高稼、丁焴、家抑、张裨、度正、王子申、程德隆、郭正孙、苏植、黄申、高泰叔、李鐊、李心传、李昴英、林略、吴彦、李荣仲、吴昌裔、黄学皋、宋翊、吴纯臣、温若春、许巨川、杨汪中等三十八人。后来事实证明，上述官员或以道德、学问著称，或以治绩、军功见长，确实皆是难得的人才。
崔与之善于鉴别人才，不仅表现在举人方面，也表现在能及时洞察徒具虚名之人。如沔州安抚使赵彦呐“方有时名”，但崔与之却认为他“大言无实”，称：“它日误事者，必此人。”便移书朝廷，请求同意赵彦呐自请祠官的请求，不可将边防交予他。
但宋理宗并未采纳，反而在后来擢升赵彦呐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全面主持四川防御。赵彦呐最终因兵败被贬衡州，其下场终为崔与之不幸言中。对此，明人叶盛钦佩道：“若崔菊坡，当彦呐得军民心五年之久之时，乃能炳炳然见之之真，岂不诚难哉。”
军事
崔与之在军事方面的思想，主要有战略思想、战术思想两个部分。
其战略思想大致有四个方面：
（1）固守伺机：嘉定七年（1214年），在淮东临危受命抗金时，崔与之认为“金虏垂亡，惟定规模，以俟可乘之机”，为此，他在扬州整合两淮关隘、多置山砦、控扼淮口、训练士卒、积聚粮帛，积极备战，以寻求战机。同时又反对和议，在分析双方实力后，指出在战、守、和三者之间权衡，强调“唯能固守，而后可以战，可以和，权在我也；守且不固，遂易战而为和，权在彼也”。后在四川，也基本沿行此策。时人认为崔与之“料边事如烛，照数计壑”；
（2）安边实边：崔与之在嘉定十二年（1219年）被征入临安后，提出“实边而后可以安边，富国而后可以强国”建议，即先稳固边备，才能长期与敌国抗衡。具体来说，分为两个方面，一为通过安定边境百姓，“俾民复业,为国强边”的途径来达到筹措战略物资的目的；二为“宽民力”以“强边”，适当减免租赋。在他看来，宽民力才能使百姓安，百姓安就能生产发展，生产发展则可以筹措到边境所需物资，物资充备则边境安；
（3）军民联防：崔与之赴扬州任之前，便提出“选守将、集民兵为边防第一事”。在淮东、四川，他疏浚壕沟、广植树木，又招募民兵，让军队与民兵互为依托，共同抗御外敌。事实上，崔与之所采取的军民联防策略成功阻止了金军南下，保卫了国家；
（4）广积军备：崔与之深知粮储、军马等是战争必需的物资。在扬州时，由于“扬州仓廒少且圮坏，新籴无放处”，便于北门内修仓廒十二座，使积粟充裕。在四川时，亦以“厚储积”为务，整顿茶马司弊政，又运米三十万石储备于沔州仓，以防不测。所以，在离开时，四川“府库钱……至千余万，金帛称是”。
而在具体战术使用上，崔与之有其独特的做法，其战术思想主要有：
（1）侦察敌情，知己知彼：崔与之对“使间”十分注意，他通过这些“间谍”侦察，了解到金国内部的变乱、蒙古军对金的攻势及山东红袄军起义等北方动态，又深知金国由于未能获得岁币，“欲以兵胁取”。正由于他对敌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常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在扬州时，他不以一战胜负为依据，而是从双方形势判断，出宋军仍可固守，并认为败后议和将会遭受屈辱。
在四川任上，崔与之也“厚间探者赏，使觇之，动息悉知，边防益密”。如此，便能有效地了解金军的动态，以便采取对应措施；
（2）连环筑垒，统一指挥：崔与之认为在作战时，需把握全局，协调联防，才能取得有利地位。为此，他在“淮阴、宝应、滁州，筑城浚壕，措置守御”，又于楚州青河口“筑城置戍，可守可战”，并“乞置副都统于楚州，以总内外之兵”。使山阳、淮阴之间形成了首尾相应的常山蛇阵势，有效抵御金军南侵。
同时，他反对罢去两淮（淮东、淮西）制置使司的决定，强调统一指挥的重要性，认为两淮无总帅则不能及时救援，“事事禀命朝廷，必稽缓误事矣”，不利于整体战局。崔与之的做法确实取得了成效，在扬州任上，他控制了两淮局面；在四川任上，则保持了巴蜀安全，使金军不敢贸然南下；
（3）训练士卒，增强实力：崔与之重视练兵，他认为兵不在多，“在素练耳”。在扬州任上，崔与之把诸军分作三等教阅，明细职责，以提高战斗力，“由是淮东军声大振”。他还“料简丁壮，选材力服众者”，招募万弩社、万马社人员，“仍选材智出众者统之”，由官府资助，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4）分化敌方，瓦解攻势：为更有效地瓦解金军攻势，崔与之采取分化敌军的措施，其重要措施便是重赏投奔南宋者。如在四川时招降金国万户呼延棫，“籍其兵千余人，皆精悍善战”，又昭示边关，公开纳降，使得金国内部”上下相疑，多所屠戮”。在对待广州摧锋叛军时，崔与之也亲自劝谕，分化叛军，使大部分叛军投诚，少量首谋者在逃亡端州后也被擒杀。
总而言之，崔与之在淮东及西蜀，均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策略，在其苦心经营下，淮东晏然，蜀中大治，因此时人称他为“岭南古佛，西蜀福星”。
文学
崔与之的诗文洋溢着强烈的事功色彩，他的诗风朴质、恢弘、务实；词风亦颇为稳健，有“粤词之祖”之称，对后世岭南词的创作影响很大。《粤词雅》认为其词“非雄直而何”。
崔与之的爱国篇章当推《水调歌头·题剑阁》，这首词作于他出知成都府，担任入川卫边重任之时。词中借助壮阔悲凉的景象来表达慷慨悲凉的爱国之情，表现了两重主题：忧国忧民与志在丘壑。词中的“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蒲涧清泉白石，梅岭绿阴青子，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夜，归梦绕家山。”渲染了一种慷慨悲壮的崇高感，怀乡与报国的主题互相映衬，这是唐代边塞诗惯常的手法。该词结构严谨，风格激昂雄壮，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喷薄欲出。
为生民立命，报效国家，是崔与之诗词的重要主题，他的为数不多的留存于世的诗词中，这个主题不断得到表现，比如他在友朋酬唱赠答的作品中，多为劝慰对方戮力王室为国尽忠的内容。如《送夔门丁帅赴召》中：“坏证扶须力，危机发更难。胸中经济学，为国好加餐。”
崔与之虽对个人命运抱着“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但也不得不把政治苦闷委之于神秘的命运。在他的诗歌中，有三首诗是送给相士的。如《张进武善风鉴》其一曰：“谁将伏豸夸颅骨，我有盟鸥吒肺肝。坎止流行随所遇，何须觅梦到邯郸。”虽然说面相不凡，可能官运亨通，但还是流露出一种自我调侃式的推脱：我已像杜甫那样，和鸥鸟有约，要隐居了。这种情绪其实是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无奈。
和两宋之交的名臣李纲一样，崔与之对乡居生活充满了渴望。由于种种原因，他多次请求致仕，回乡后又数次推辞朝廷的任命。与此相联系，他的许多为官期间的诗歌流露出孤寂的情怀，如《峡山飞来寺》《杨州官满辞后土题玉立亭》二首，使其宦海漂泊的孤独萦绕心头。
儒学
崔与之所治的儒学流派被称为“菊坡学派”，后世将其人尊为岭南三大家之一。“菊坡学派”被认定是岭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术流派。《宋元学案》将崔与之收录于《丘刘诸儒学案》之中，称其为“攻愧（学者楼钥）讲友”。
崔与之及其学派受理学思想的影响较少，甚至揭出“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的宗旨，具有明确批判理学的意识。他治学从不高谈天理性命，从政则注重经世致用。其所倡导的学风，在客观上抵制了南宋后期理学的蔓延趋势，使之未能在岭南地区广泛传播。学者张其凡评价道：“综览宋代岭南的理学人物，均不足以与崔与之、李昴英相颉颃……南宋后期至元代初期，岭南学术的主流学派是‘菊坡学派’，这也是当时岭南唯一可与内地抗衡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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