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与之（1158年－1239年/1240年1月19日），幼名星郎，字正子，一字正之，号菊坡。广东增城（今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南宋名臣、诗人。

崔与之为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进士，初授浔州司法参军。历任广西提点刑狱、金部员外郎、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秘书少监等职，为官廉洁奉公，在淮东练兵抗金，政声卓著。嘉定十四年（1219年）出为知成都府兼成都路安抚使，两年后升任四川制置使。

任内安边积财，举贤抚士，使蜀中宁谧。嘉定十七年（1224年）辞官归乡，此后“八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除端平元年（1234年）为平摧锋军变而暂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外，终不出仕。嘉熙三年（1239年），崔与之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致仕，数月后逝世，年八十二。累赠太师、南海郡公，谥号“清献”。

崔与之不仅勤于军政，在学术上亦有建树。他被称为“岭南儒宗”，所开创“菊坡学派”被认为是岭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术流派。又颇有词章造诣，开岭南宋词之始，有“粤词之始”之称。今有《崔清献公集》传世。

立志报国

崔与之生于广东增城中新坑背崔屋村一个清贫的医生家庭。还在少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崔世明就因病去世了，崔家因此家境困窘。但崔与之自少便有大志，立志救国济民。他刻苦读书，钻研经史，务求通晓大义，文章写作朴实得体。待人接物，办理事情，为人也十分机警。

在青年时，崔与之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中榜，他于是寄望于出外求学。直到三十二岁时，由于得到增江书友林仲介等人的慷慨资助，崔与之终于能够跨出增城，一酬宏愿。他不远千里，单身远涉关山，步行到京师临安（今浙江杭州），入太学读书。崔与之在学舍埋头苦读，在三年后的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高中一甲进士，成为岭南第一个由太学生考上进士的人，从此步入仕途。

登第之后，崔与之被调往荒远的广西浔州（今广西桂平），担任从八品的浔州司法参军。他不避艰苦，尽心公务。有一次，巡按到浔州视察，但接待用的驿所却因年久失修而不能使用。郡守要崔与之主持维修，限令几日内完成。仓猝之下难以找到屋瓦，崔与之就叫属下用茅草盖屋顶，将屋内整饰一新，按时完成了任务。

不久，用来储备谷物、调节物价、赈济灾荒的粮食仓库也因久未修葺而漏雨，郡守便打算卖掉储粮。崔与之得知，不顾官卑言轻，坚决反对。郡守改变主张，命崔与之负责修粮仓。崔与之以保粮为重，将自己居所的屋瓦拆下换用茅草，而把屋瓦盖在粮仓上。郡守因此赏识他的胆识才干，推荐他转任淮西提刑司检法官。

在淮西路，一个大京官的儿子称霸乡里，人们告状，许多官吏都不敢受理。状纸递到崔与之那里，他拍案而起，不畏权势，秉公判决，责令乡霸退还民田。那京官闻讯，非但没有怪罪崔与之，还表示赞许，把他推荐给朝廷。

其后，崔与之先后调任建昌军（今江西南城）新城县知县、邕州（今广西南宁）通判等职务。在新城，他整顿赋税，减免各种中间环节和费用。他规定，百姓应缴纳的钱粮直缴官衙，已缴纳的不准滥追，未缴纳的不准随便责罚，改变以前官差追缴赋税使不少民户倾家荡产的陋习。这一来，百姓争先恐后缴税，开创了未有施一次刑罚而办好赋税的德政。

在邕州，知州盘剥士卒，克扣衣粮，激起哗变。崔与之奉命摄知邕州事，处理此事。他从自己驻守的宾阳赶到邕州，不顾危险，冲门而入。待叛军安定后，暗中查出一名为首滋事者，予以处斩，余者不究，迅速将兵变平息，使邕州恢复安宁。后升为“发遣宾州军事”，任内使州政清简。

五十三岁那年，崔与之升任广西提点刑狱。广西路包括海南岛、雷州，大部分是荒寂之地，属边远军州，海南岛更是没有朝廷要员去过。崔与之不辞劳苦，跑遍广西的二十五个军州。准备去海南时，他的下属说：“海滨有神灵，要渡海先得求神祷告，否则很难成功。”崔与之却不以为然，说：“海南各地官吏长期违法鱼肉百姓，我去为民除害，哪里需要神灵批准庇佑！”

尽管第一次渡海因风浪大作船舵折断被迫返航，他仍然不懈努力，第二次出海时终于到达琼山县。每次到各地巡察，他都自带费用，一切公务开支按日计给，不用地方分毫；又在各地张榜明示，奖廉肃贪，公正判案，官民深为震撼。崔与之往返辛劳，殚精竭虑，几年之内，已是鬓发全白。

淮东抗金

南宋晚期，新兴的大蒙古国屡次进攻金国。金人为避蒙军锋芒，南迁都城于汴京，并企图南掠宋土。宋廷“疑其进迫”，于是命崔与之以直宝谟阁之官“权发遣扬州事、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成为抗金前线淮东路的军政长官。宁宗召见崔与之，亲自授职，并向其询问战守之策，崔与之认为：要选择好的守将，集合官军和民众的战斗力量，是边防的第一要务。

崔与之抵达扬州，认真筹划守御事务。他整修城防，历时一年多重修护城河，在城外广植柳树，在城内接近河流运输的地方建仓库十二座，储备了充足的军粮。崔与之一贯主张，兵不在多而在精，兵精缘于训练有素。他统率的军队，步兵的弓箭手和长枪手，按身材年龄技术分成三等进行教习，骑兵则以骑术精湛和武艺精熟为标准进行训练。

崔与之身为统帅，每五日亲率幕僚到校场督促，月终更要考核，奖优罚劣。部队出城野练，他率将校随后视察，要求部队遇到山岗沟涧不得绕道，必须勇往直前。整训扬州守军之后，他又命令下属州县守军依照执行，效果明显。于是淮东军威大振。

淮东一带有民间自卫组织“万弩社”，崔与之深入考察了解，认为万弩社有利于组织民众防御金兵，于是奏请朝廷将万弩社定为各县民兵组织。他又招募当地青壮年创立“万马社”，平时配给农田耕作，战时集中调用。

崔与之守边五年，边境大体安稳。山东忠义军首领李全率军归附，崔与之向权相史弥远去信，认为：“自古以来招引外兵来成事的，一定有后顾之忧。”

史弥远见边防巩固，又有忠义军归宋，想捞取边功，遂密令都统刘琸率领所部渡江攻取泗州，结果刘琸全军覆没。崔与之事后得知，悲愤上书史弥远：“今以万人之命，坏于一夫之手！”金兵乘势入境，史弥远惊慌失措，三次下令崔与之与金和议。崔与之回书拒绝，据理力争：“金兵得势之际，我朝求和，必遭屈辱。”他积极加强战备，调遣精锐部队扼守要冲之地。金兵入侵无功而退，和议之事遂不再提及，淮东局势又趋于稳定。

此后，朝廷调崔与之入朝为秘书少监，扬州军民闻讯，纷纷遮道垂泪，想要挽留。崔与之力辞朝廷诏命，准备辞官返乡。途中屡次受诏命催促来京。抵达池口时，崔与之听闻金军南侵，于是前往临安，奏言：“如今边警可忧虑的事情不止一件，只有处置山东忠义军之事刻不容缓。”他前后累次上疏多达数千字，每每叹息朝廷养虎为患，必将自留遗患。后升任秘书监兼太子侍讲，权工部侍郎。

尽护四蜀

嘉定十年（1217年），金军进犯四川，连破大散关、成州、凤州、兴元府等地。嘉定十二年（1219年），金军又破洋州，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谊弃职逃跑，蜀地大乱，人心惊惶。同时，四川溃卒张福、莫简等称“红巾军”，起兵反叛，进入利州，杀总领财赋杨九鼎。鉴于蜀中形势危急，朝廷急调闲居在蜀的安丙为四川宣抚使，调崔与之为焕章阁待制、知成都府兼成都路安抚使，平息了红巾军变。安丙久在蜀中握有重兵，一向猜忌朝廷自东南所派之人。崔与之赴任后，却能与安丙以诚相处。

嘉定十四年（1221年），安丙在任内去世。朝廷任命崔与之为四川路安抚制置使，统率四川全军。崔与之整肃军政，扭转各州军政不合局面，训令诸将汲取教训，同心卫国。史称“于是戎帅协和，而军政始立”。

早在安丙主政期间，西夏便邀请四川方面发动针对金国的秦巩之役，但以皂郊之败而告终。到崔与之继任后，西夏又致信四川制置司，邀请夹攻金国，崔与之告诫边将不得接纳使者。后来西夏又出兵攻打金国，派百余骑兵到凤州请宋军守将增援。崔与之命都统李冲前去答复，说：两国交往应派使节持国书传达信息，不应派兵直入，边民不了解情况，如果误伤夏人，便损害了两国友好，还请西夏兵退回原驻地。西夏人知崔与之不为所动，遂不再提夹攻金国之事。

金国万户呼延棫及其部属诚心投宋，崔与之大胆收留并使用他们，让呼延棫在抗金作战中发挥特殊作用，造成金人内部互相猜疑残杀，使部署于川、陕、甘的金兵再无力侵犯宋境。

崔与之善于理财，他调整粮食征购措施，发展边境贸易，通过边民买卖，将金、夏统治区大批战马、粮食买入，使四川很快成为军政协调、纪律严明、兵精粮足、百姓富裕的地区，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安定局面。

宰相史弥远见蜀中局势安稳，便派心腹郑损替代崔与之。崔与之移交了大量库存金钱物资给郑损，自己不取丝毫。金国得到情报，马上调集大军南侵。崔与之时年已六十七岁，正请求归粤养病，见此情景，于是亲临前线。金军见崔与之仍在，惧而撤军。郑损就任后，放弃崔与之重兵扼守的要地，致令宋军失势，又挥霍无度，使军需无以为继。四川自此一蹶不振。

崔与之离任后，受到四川官民的追思。他们在成都仙游阁为崔与之绘像，与此前治理蜀地的张咏、赵抃并祀，取名三贤祠。

翩然归里

崔与之四川为帅五年，清廉自持，政绩斐然。

朝廷召崔与之入京任礼部尚书，但他三次上疏请辞，毅然返粤。离蜀之际，各路官员特来相送。四川盛产美锦、奇玉，崔与之到任之初，下属众官争相馈赠，全被他推却了。到践行时，大小官员的赠礼更加可观，但崔与之一一婉拒，分毫不取。回到广州后，他建住宅于城西（今广东省广州市朝天路崔府街），从此深居简出，不再过问政事。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宁宗驾崩，沂王赵昀被拥立继位，即宋理宗。理宗即位后，授崔与之为显谟阁直学士、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他推辞，改拜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再授焕章阁学士、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又上疏推辞，转官为徽猷阁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

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病死，理宗得以亲政，并改次年为端平元年，开始“端平更化”。理宗有意革除旧弊、起用贤才，他下诏任崔与之为吏部尚书，几次下御笔令他赴京，称崔与之“年高德邵，国之望也”。崔与之答复说：“我已经七十有六，老病缠身，实在不能从命。”始终力辞任命。

端平元年（1234年），理宗在成功联蒙灭金后，命淮东制置使赵葵等人率军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崔与之听说后，“顿足浩叹”，此后宋军果然大败而回。不久后，理宗再授崔与之为端明殿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他也极力推辞。

广州有支部队，叫摧锋军，被调到建康（今江苏南京）驻守，长达四年。撤离卫戍后未过五岭，又在江西逗留了四年。这支部队转战各地，所向披靡。但幕府不上报功劳，驻守期满又不让回广东，摧锋军遂于端平二年（1235年）七月发动兵变。叛军由曾忠带领自江西经梅州返粤，焚惠阳，长驱至广州府城，知广州府连夜逃遁。

崔与之当时正在家闲居，见事态严重，便率领民兵，带病登上城楼与叛军相见，查问叛乱原因。叛军一见，立即拜伏于城下，说明兵变缘由。崔与之派弟子李昴英、杨汪中坐吊篮从城墙上缒下，到叛军营中晓之以逆顺祸福道理，宣谕允许叛军自新。叛军大部分人归家散去，曾忠带少数人退踞端州（今广东肇庆）。

朝廷得知广东动乱，任命崔与之为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崔与之临危受命，在家中理政，命提刑彭铉暗中讨捕残余叛军。其后受调的各路军队会合，崔与之指挥他们合围叛军，并且对叛军进行政治瓦解，使叛军尽数投降。崔与之仅将曾忠等几名首领以军法处死，降兵分散编入各军。摧锋军兵变平息。

崔与之向朝廷举奏有功人员，并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他将为帅广州六个月所得的薪俸、大米，全部交回官库，分文不受。

晚节留香

崔与之谢绝政事之后，安居广州。理宗一直想让他赴京为相，亲自下七道诏书，接连任命崔与之为参知政事、右丞相等职，前后四年，留着相位等待崔与之赴任。理宗甚至命令在京当官的李昴英暂停公务，去广州专门劝说崔与之。但崔与之终因年老体衰，数月间上疏十三次请求辞免。

嘉熙三年（1239年）六月，理宗因为崔与之坚决请辞相位，同意他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之职致仕，任其择地居住。同年十一月（亦有十月一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之说），八十二岁的崔与之溘然长逝。理宗闻讯后，追赠他为太师，谥号“清献”。累追封至南海郡公。临终时，他嘱咐家人：不许作佛事，薄葬即可。

崔与之病故后，有一次李昴英为理宗讲学，谈及崔与之一生的事迹与操守，理宗深为感动，愈加赞叹，于是大书“菊坡”二字赐给崔与之的家人。

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七月，崔与之与西汉大臣廉范配享于成都府的四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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