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即位时不过20岁，南渡朝廷在风雨飘摇中站稳脚跟，坚持抵抗，还要开创一番局面，只靠阴谋诡计显然办不成。

南渡之初，宋朝的军事和财政压力很大，还要安置北方涌入的难民，手上没有钱粮怎么办？朝廷的做法是卖断公田。

所谓公田大约几种：一种是朝廷的田地，包括新法期间朝廷扩充的公田，很多公田又变成权臣私产，比如蔡京占田动辄以万亩计。北宋灭亡后，很多官田已成为无主田。

一种是籍没田，就是根据宋朝法律对犯罪人田产充公，一种是抛荒田，宋朝法律规定抛荒一定年限，归为公田。

还有一种是濒江沿海的沙田和涂田，没有开垦的荒滩，未开垦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

南宋高宗、孝宗和光宗三朝期间，官家卖田持续不断，尤以孝宗初年达到高潮（这时候赵构是太上皇）。

朝廷每次卖田都以数百万亩计，数量之多，以至于价格极低。孝宗朝的官田售价约在每亩一贯左右，大约卖出1500万亩。考虑到很多佃户冒领冒租，历史学家估计朝廷获利更少，平均每亩最多只卖0.8贯。

此外朝廷还设立了一种类似“招拍挂”的制度，价高者得，原来土地上的佃户有优先权。和今天土地拍卖出现的腐败冒占类似，宋朝土地流转也有类似问题，很多官田被豪强、佃户也在参与瓜分侵占。

当时朝廷急于筹款，催卖甚急，这给了办事官员营私舞弊，豪强侵吞牟利的机会。这些都是传统史家所说卖公田的弊病，但对经济发展和国家而言，其实是好事。一时间田园各得其主，朝廷获得收入，缓解了财政压力。

据历史学家估计，南宋中后期，民田约占全部土地的90%以上，公田就无足轻重了。南宋秉承宋朝“不抑兼并”之传统，允许富人豪强多买土地，没有限制，还能自由买卖。

“卖断公田”很快超出官田范围，转向更多开垦，更多买卖。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土地交易是很寻常的事情。

通过政治强权巧取豪夺，在法律上当然是不允许的。历朝为防范这一点，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在南宋这里就不再因噎废食。

南宋并没有因“土地兼并”产生流民之乱。放开土地市场（卖断公田、自由交易和鼓励开垦）带来的好处很多，首要是养活更多人口，南方经济没有被流民潮冲垮，反而更加兴盛。南宋富人拥有大片土地，佃农租地生活，此外还有大量自耕农。

南宋这一百五十多年里可不轻松，前面几十年抵抗金朝，后面几十年抵抗蒙元，中间消停的几十年里，还折腾过两回北伐。纵然是这样，仅馀半壁江山的宋朝不仅没有迅速垮掉，还活得好好，经济水平远在北宋之上。当然，宋高宗并非经世济民的圣贤，南宋经济政策也不是完美无缺。

在中国古代总体是土地私有制，土地买卖却受到很大限制。普通民众想典当、出卖土地，得先询问四邻，四邻不要才能售与别人。富人购买大片土地，再租给佃农，这往往被视为“豪强”，是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灾荒年间收购抛荒的土地，招徕佃农，通常被视为“巧取豪夺”。

民间土地买卖和官僚强抢土地，这两者分得并不清晰，朝廷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官员拥有大量土地，很多就是朝廷推动的结果，朝廷经常拿土地作私物滥赏滥封。

“抑制兼并”并不能真正遏制官员强抢土地，反而妨碍土地开发效率。土地不能作为商品，善耕者无法发挥优势，荒地开垦和精耕细作就会受到很大限制，粮食产量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而宋朝是唯一“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朝代，这就为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宋高宗赵构则进一步，削减官田数量，搞公田私有化，这在古代历史上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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