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五年（820），力图削平藩镇的唐宪宗为宦官所杀，穆宗即位之后，乘着连长期闹割据的河北三镇都已归顺的大好形势，下诏裁减各藩镇兵力，希望通过这釜底抽薪之法，彻底解决藩镇问题。并未真正受朝廷控制的河北三镇，一闻诏令，故态复萌，相继再叛。虽然朝廷立遣十五万大军讨伐，终不能取胜，只得放弃。
这也是唐朝廷最后一次，试图消灭河北三镇。所谓河北三镇，指幽州、成德、魏博三镇，因属于河北道，又在黄河以北，故史称“河北三镇”或“河朔三镇”。如所周知，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裂于藩镇，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而在这些藩镇中，实力最为强大，最让唐朝廷头疼的，莫过于这河北三镇。
这三大藩镇，长期与中央叫板，节度使由本镇军士拥立，文武官吏不经中央派遣，而由节度使自行任免，税赋截留本镇，拒不上供中央。所谓藩镇割据，实以此为典型。
唐中央也曾多次通过军事手段，打击河北三镇，试图解决三镇割据问题，但均未占得便宜，乃致长庆复叛以后，无奈彻底采取姑息放任的政策。三镇能够横行百余年，究其缘故，实有多方面的因素。
结盟
河北三镇在地理上南北相连，东边是渤海，南边为黄河，西边有太行山，北则尽幽燕，形势险要，唐朝廷难以对其形成包围之势。宪宗当初欲对三镇用兵，翰林学士李绛认为，三镇不像西川、淮西二镇那样，“四面皆是国家兵镇”，中气不足的唐廷无法围而歼之，所以一再反对用兵。
更为重要的是，三镇虽然平时勾心斗角，互有觊觎之心，但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因此一旦朝廷对三镇用兵，便“三镇连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元和长庆年间，一镇先归附，另二镇也归附，一镇复叛，另二镇也立马翻脸，就是这一情况的典型表现。
兵力
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叫板中央的基础。河北三镇养蓄重兵，其总兵力至少在二十万以上。要知道，玄宗天宝时，整个河北道的兵力加起来，才将近十一万而已。而且河北产马，冷兵器时代，最精锐的军队便是骑兵。三镇骑兵总数虽不清楚，但从一些记载来看，每镇至少有数万骑兵，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再者，自古河北与北方善战民族相邻，在长期的对峙、碰撞中，形成了尚武任侠的传统，所谓“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使得这里具备了极好的兵力资源。
反观唐朝中央，虽然在安史之乱后，痛定思痛，组建了直属于中央的神策军，但兵源芜杂。长安民众规避赋役的一大手段，便是挂名神策军，“三辅人假比于军，一牒至十数”。这样的军队，讨伐一般叛乱倒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元和元年（806）高崇文率神策军讨西川刘辟之役。然而一对上河北三镇的强兵劲卒，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景象。
元和四年（809），宪宗以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率领神策军，会同河中、河阳等道兵马，大张旗鼓，远征成德王承宗。可结果呢，根本没占到一点便宜。在相持数月之后，为了体面地从成德战场脱身，宪宗不得已，只得给王承宗加官进爵。这一仗，彻底暴露了神策军是个银样蜡枪头，因此在其后讨淮西、淄青的战役中，宪宗再不敢让神策军参与，而是用老办法，即调动那些比较听话的藩镇兵马，以藩伐藩。
这种借力打力的办法，看似很美好，但被当枪使的藩镇，一点也不糊涂。他们知道，帮朝廷消灭了骄藩叛镇，下一个挨刀的便是自己，一个个“乐于自擅，欲倚贼自重”，所以出兵不出力，不肯力战。且各镇兵马勾心斗角，难以齐心协力。因此，对上拧成一股绳河北三镇，很难有胜算。军事实力不够，正是唐中央的最大尴尬之处。
财政
唐中央的钱袋子，则是另一尴尬之处。建中元年（780）所推行的两税法，将各州所收赋税分为三份，一份本州自留，一份交给观察使，一份上供中央。从实际来看，两税法之下，唐中央所得的赋税，最多之时，也勉强只有总量的三分之一。
中央财政大为缩水的同时，开支却有增无减。戍守边疆的军队虽然囤田自供，但远不能自给自足，仅西边和北边的方镇，“除所在营田税亩自供之外，仰给于度支者尚八、九万人”。神策军打仗不行，待遇却极为优厚，且皇帝还常施予额外的赏赐，有的已成惯例，如新帝即位的赏赐。穆宗即位，便赏每个神策军五十贯。如此一来，唐中央能够支用的闲钱，实已无多，根本不能支持长时间的战争开支。而用兵河北三镇，可能速战速决么？
与唐中央捉襟见肘的财政不同，河北三镇所在的河北道，有黄河、漳河、滹沱河、易水等河流，贯通其境，不但利于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且所冲积出来的广阔平原，土壤肥沃，宜于耕种，加之悠久的农耕历史，使得这里成为唐代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天宝八年，全国屯田所得的粮食为91万石，河北道就占了40万石。此外，河北地区铁、铜等矿产资源甚为丰富，所以手工业也相当发达。
虽然安史之乱使这里遭到严重破坏，但经过人民的辛勤劳动，各镇统治者也非莽汉，招抚流亡，垦荒种田，推行一系列利农措施，使得河北的经济很快复苏。唐末朱温囤兵魏州，不过半年时间，魏博便提供了“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所以杜牧说，河北各镇“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
三镇雄厚的财力，不但为强大的军事实力提供了保障，且能够支持长时间的军事行动。唐中央那个捉襟见肘的财政，却不行了，战争时间稍长，便“府藏空竭”“国力不支”。所以在这一点上，唐中央也远处于劣势。
边疆形势
安史之乱后，河北诸镇的形成，本就是由于安史之乱期间，边防军队内调平叛，吐蕃趁机进犯，为避免腹背受敌，只得与安史叛军妥协，对归降者既往不咎，且令安史降将分帅河北。其后，趁着吐蕃入寇、仆固怀恩反叛之机，诸降将“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恢复元气，形成后来的藩镇割据之患。
由于唐朝丢掉了河西陇右，首都长安已经暴露在吐蕃眼皮之下，使得朝廷在用兵河北之时，不得不顾及西北边疆严峻的形势。德宗为了“内靖方镇”，多次派出使臣，与吐蕃修好。但贞元二年（786），“吐蕃寇泾、陇、邠、宁”，与吐蕃的关系又紧张起来，虽在这年平了李希烈之乱，却再不敢动河北三镇。宪宗元和削藩，也是在与吐蕃关系暂时缓和的基础上进行的。元和十三年（818）以后，吐蕃又频繁入侵，穆宗初年三镇复叛，朝廷无能为力，实有此一重因素。
河北三镇既在地势、军事力量、财政方面占优，唐中央又受边疆形势掣肘，自然难以削平三镇。黄巢之乱后，河东李克用、宣武朱温二镇，迅速崛起，行成实力更强大的军事集团，又争相拉拢河北三镇，导致三镇联盟关系逐渐瓦解，三镇割据性渐次弱化。最终，幽州被河东所灭，成德、魏博在当了数十年的墙头草后，于后晋时被肢解为若干小藩镇，昔日的三大雄藩就此彻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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