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吴中对”与“隆中对”
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汉王朝受到毁灭性打击。东汉王朝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封建割据势力不断扩大，群雄四起，天下大乱。此时的鲁肃不仅不治家事，相反地，还大量施舍钱财，卖出土地，以周济穷困，结交贤者，因此深受乡民拥戴。
时周瑜任居巢长，闻鲁肃之名，带数百人前来拜访，请他资助一些粮食。当时，鲁肃家里有两个圆形大粮仓，每仓装有三千斛米，周瑜刚说出借粮之意，鲁肃便毫不犹豫地手指其中一仓，赠给了他。经此一事，周瑜确信鲁肃是与众不同之人，主动与他相交，两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朋友关系。周瑜向吴主孙权推荐鲁肃，说他有才干，可为辅佐之臣，并建议孙权应该多方搜罗像鲁肃这样的人才，以成就大业，不能让他们流散外地。
孙权立即约见鲁肃，与其交谈，非常高兴。等在场宾客起身退出时，鲁肃也告辞而出。但不一会，鲁肃又被孙权悄悄领了回来，合榻对饮。孙权对鲁肃说：“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答：“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孙权又说：“今尽力—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
鲁肃对策的中心思想就是，孙权只有在江东站稳，与曹操、刘备形成鼎足三分之势，以观天下之变才是上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中对”，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不谋而合，但时间上比后者早了7年。“吴中对”是鲁肃在与孙权榻上对饮时提出的，所以也叫“榻上策”。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隆中对”一方面对天下形势进行分析，从刘备集团的角度出发，提出对待各个割据势力的态度：反抗曹操，联合孙权，图谋刘表和刘璋，从而规划出曹、孙、刘三足鼎立的战略前景。另一方面指出，三足鼎立后，天下有变，进一步北伐中原、中兴汉室的战略目标。
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战胜了貌似强大的袁绍。诸葛亮看到了曹操军事力量的强大，得出不可与其单独争强，必须联合其它力量与之对抗的结论。孙权则有地理优势，加上孙氏家族已历经三代，在所辖区域得民心，可以成为未来天下三极中的一极。诸葛亮看到了这两大军事集团将会成为三极中的二极。刘备当时是个只拥有几千人马的荆州客居者，其它军事集团，如刘表、刘璋、张鲁、马腾等，最多算为天下英雄的配角，不足以形成称霸一方的力量。
在正确认识和分析孙权、曹操力量的基础之上，诸葛亮提出了三分天下的基本步骤：首先“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然后致力于内部建设，开展和平外交，“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最后两路北伐，钳制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样，“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可以一统天下。
02两者之异同
“吴中对”与“隆中对”有明显的相似性：一是都打结盟外交牌。结盟外交的要义，是将两国的安全利益捆绑在一起，盟国的安全是自己国家安全的前提和条件。鲁肃与诸葛亮都意识到，光靠吴或蜀自身的实力，根本不足以抗衡曹魏，只有通过吴蜀结盟，才能维护自身安全。
二是都打均势外交牌。三国之中，曹魏势力最大。汉朝的地盘，它三有其二，而且占据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占当时人口一半以上。这无疑增加了曹魏在战略上的优势和在外交上的筹码。在格局失衡的情况下，鲁肃和诸葛亮都清楚看到，没有均势，就没有安全，只有照顾到盟国的安全，才能维护自身的安全，因此，鲁肃和诸葛亮的外交活动一直都在促进和维护这种均势。
三是都打道义外交牌。在封建社会，正统观念是维护统治的社会基础，坚持和维护正统，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赢得了话语权。鲁肃与诸葛亮是政治家办外交的典范，他们以正统为旗帜、以统一为目标，正统就是汉室，虽然汉室被曹操胁持，徒有其名，但毕竟是正统，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会否定它的合法性。鲁肃、诸葛亮指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这八个字，既彰显了汉室的合法性，又突出了曹操的非法性。
道义外交牌凸显的是吴蜀两国的政治基础，均势外交牌凸显的是吴蜀两国的地缘战略，结盟外交牌凸显的是吴蜀两国的外交运作。
“吴中对”与“隆中对”集中体现了吴蜀两国在曹魏的压力下，立国和结盟的指导思想和路径选择，因此，这两份经典对策有明显的相似性是毫不奇怪的。但是，自古以来，人们看到的更多是其相似性，忽视了其差异性，而差异性恰恰是影响吴蜀两国外交的关键所在，忽视了差异性，就不能正确看待、分析和评价鲁肃、诸葛亮在三国外交棋局中的作用和地位。
“吴中对”与“隆中对”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与判断。“吴中对”表明，在时代观上，鲁肃是高屋建瓴、最具真知灼见的战略家和外交家。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汉室的态度上。鲁肃所持“汉室不可复兴”的政治见解，不但高出孙权之上，而且和7年后诸葛亮的“隆中对”相比较，也实在有高出一筹的地方。从孙权在回答鲁肃的“吴中对”时所反映的思想看来，他当时因羽翼未丰，只是想保有江东，尽力一方，以辅汉室，尚缺乏统一全国的进取精神，但鲁肃的一席话对他无疑起了振奋精神的作用。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讲过，如果像他设想的那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兴复汉室”是诸葛亮毕生奋斗的目标，然而，他在《出师表》里提出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对当时的蜀汉而言并不现实。“兴复汉室”是诸葛亮讨伐曹魏的口实，是他用以号召反曹力量的一面旗帜，应该说，在三国鼎立局面尚未形成之前，这对刘备发展实力、扩大影响确实起了不小作用。如在联吴抗曹、赤壁大战、夺取荆州、夺取巴蜀、夺取汉中的过程中，这个口号对扩大刘氏集团的影响、对团结广大有识之士都曾起过积极作用。
但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后，特别是在汉献帝禅位给魏文帝曹丕后，“北伐曹魏”的口号已经过时。227年，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拉开了北伐曹魏的序幕，诸葛亮说，北伐“趋时宜速”，而当时上距曹丕代汉已历8个年头，且魏已传国易世，曹睿为帝，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所说：“魏国统治阶级早就不是拥汉派拥曹派的争斗了，而是曹操集团将被司马懿集团所代替。”因此，诸葛亮提出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北伐口号已没有多少号召力了。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为“求犄角之援”，遣使道贺，并与吴约盟交分天下，旧都洛阳本来在吴之分界，北伐的口号就更显无力了。这也是蜀汉中后期，几乎没有什么外地人才前来投奔的主要原因。
时势至此，蜀汉仍抱着“兴复汉室”的口号不放，显然是“不审势”，最终也就不可能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鲁肃早在建安五年(200)就提出来了，这一建立在正确估量当时客观形势上的见解，被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03谁更高明
历史给予了鲁肃和诸葛亮有利的机会，让他们有幸身居高位，得以分别将“吴中对”与“隆中对”付诸实践。从实践结果看，前者的成就明显高于后者。在笔者看来，鲁肃比诸葛亮的高明之处在于：
一是鲁肃比诸葛亮更懂得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东吴是三国外交斗争中最大的赢家。曹魏、蜀汉都曾在外交博弈中受益，但东吴无疑是受益最多的，外交为东吴创造了最为优越的外部环境。魏、蜀都陷入过两面受敌、孤立无助的境地，东吴却不曾如此。它或是结好于魏，或是和睦于蜀，从未出现过两面受敌的情况。可以说，在三国外交舞台上，东吴是无可争议的外交大戏的倡导者、演出者和受益者。这一切同鲁肃的谋略分不开。
为什么东吴在三国外交中能取得最大的成就呢?最根本的一条是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只要国家利益有需要，东吴可以向曹魏称臣，也敢于在与吴蜀的交往中适度叫板，尽可能维护自身的利益。作为东吴外交的掌门人，鲁肃的能干之处在于务实，他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该低调的时候低得有度，该亮剑的时候亮得出来。
相比之下，蜀国奉行“汉贼不两立”的外交方针，不承认曹魏政权的合法性，并将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此基础上，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外交上的灵活性。
二是鲁肃的考量以国力为基础。就蜀汉本身而言，并不具备伐魏的实力。章武二年(222)夷陵之战的失败使蜀汉受到了很大打击，北伐曹魏的力量大大削弱。对于蜀汉的情况，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描述道：“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在《后出师表》中他又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显然，诸葛亮很清楚，蜀是不具备伐魏实力的。从《后出师表》看，诸葛亮此时言及的伐魏已完全成了一种道德的自我完善、责任的自我完成、心理的自我安慰，而不是一种能实际操作的行动计划。他很清楚，蜀汉在三国中是实力最弱的，进攻是不得已之举，“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字里行间透露出极为复杂和矛盾的心理。
为了“兴复汉室”，蜀汉不得不将一切纳入战争轨道。蜀汉建国40余年间，出动蜀国兵力半数以上，即5万人以上的征战约20次，小规模征战更多。从这一角度看，蜀汉国内的许多政治、经济制度实质上都属“战时军事管理法”。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力，雄厚的财力和物力，这对蜀国力量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削弱。从227年到234年，诸葛亮率军北伐的结果是：同曹魏进行了6次战争，其中5次进攻，1次防守。在5次进攻中，曾取得局部胜利，但远未达到灭魏兴汉的目的，他本人积劳成疾，最终死于军中。一方面留给后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另一方面就是劳师动众，糜费钱物，使本已衰弱的蜀汉政权雪上加霜，成为三国中最先灭亡的政权。
三是鲁肃比诸葛亮看问题更理性。例如，赤壁之战后，孙、刘、曹三家瓜分了荆州。孙权占有了荆州最重要的江夏郡、南郡的江陵及其附近地区。刘备为谋发展，曾向孙权提出暂借江陵，但未被应允。由于江陵是荆州的治城，所以借江陵也被称为借荆州。吕范等将领劝孙权扣留刘备，周瑜在外地，也上疏陈说此意。唯鲁肃从全局考虑，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以孙、刘联合，共同抗曹。鲁肃的意思是：孙权固然神武盖世，但曹操的势力太大了。我们刚刚占有荆州，恩德信义尚未广行于民众，如果把荆州借给刘备，让他去安抚百姓，实是上策，因为这样一来，曹操多了一个敌人，我们多了一个朋友。孙权同意了鲁肃的主张。
应当看到，把荆州借给刘备，孙权集团虽有所失，但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却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孙氏可以从中收获不少实际的益处：一是可以巩固孙、刘联盟，增强抗曹的实力，保持自己有利的战略地位。二是可以缩短战线，避免将孙吴有限的兵力分散，并能摆脱处于曹、刘两大集团之间可能腹背受敌的窘境。三是使刘备与曹操接境，给曹操树立一个劲敌，牵制曹操的兵力，减轻对孙吴的军事压力。四是不至于因为孙、刘相互攻战而令曹操坐收渔人之利。总之，孙权借地资刘，抓住了“共拒曹公”以图生存和发展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实为一石二鸟的明智之策，因此，曹操闻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消息时，正在写信，震惊之下，落笔于地。
四是鲁肃擅长软硬兼施，即便对待盟友也是如此。例如，刘备平定益州，孙权请刘备归还荆州所辖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不肯。孙权派吕蒙率军进取，长沙、桂阳二郡望风归附，唯有零陵太守郝普坚守不降。刘备得知，亲自引兵5万，从成都赶回公安坐镇，派关羽率军5万争夺三郡。孙权也从秣陵进驻陆口，派鲁肃率领1万人屯守益阳，和关羽对抗。鲁肃为了大局，邀请关羽相见，提出各自将兵马布置在百步以外，只有将军们单刀赴会。鲁肃做出决定后，他的部下怕出变故，劝他不要轻赴险地。鲁肃毫无畏惧地说：“事到今日，应该把话说清。刘备辜负国家，是非尚未论定。关羽又能怎么样呢?”毅然赴会。
单刀相会，充分显示了鲁肃的外交智慧、勇气和风采。一是以理服人。会上，鲁肃数次指责关羽，抓住刘备方的理屈之处，向关羽激情阐述孙权顾大局借荆州的过程，以及刘备不还三郡的无理要求。言辞中，洋溢着纵横家的词辩风采。二是以势逼人。鲁肃在谈判中话音未落，荆州方面的一位将领说：“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鲁肃当即大声呵斥，辞色严厉。关羽自觉理亏，操刀而起，对部下说道：“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用眼光示意那人离去。三是以情动人。鲁肃在谈判时诉诸情感，抓住人性的弱点，因势利导。他紧扣的也正是当时刘备兵败无以为资，孙权雪中送炭这一对方的心理弱点，使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让关羽在谈判中疲于应付。
单刀会的双方虽然没有达成归还荆州的协议，但使刘备一方认识到，如不照顾孙吴的这一严重关切，势必会危及结盟抗曹的大局。后来，刘备派人跟孙权讲和，双方才最终商定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权，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属刘备，孙、刘休兵罢战。
最后要指出的是，如果论在历史上和在老百姓中的影响力，诸葛亮的“隆中对”比鲁肃的“吴中对”要大得多，诸葛亮的“粉丝”也比鲁肃多得多。但就外交实践和外交成就来说，鲁肃其实丝毫不输于诸葛亮，在某些方面甚至明显强于诸葛亮。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一书作注时说：“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中国(指曹魏)，皆肃之本谋。”然而，在后世演绎的戏剧中，却常把孙、刘联盟完全归功于诸葛亮，置鲁肃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这完全不符合史实。
历史的真相是：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命甘宁西攻江夏，斩太守黄祖，然后准备夺取荆州。曹操本无暇南顾，如今见孙权攻取江夏，唯恐其攻取荆州，养成羽翼。于是七月开始南征，集结大军于南阳。八月，刘表病死，消息传到江东，鲁肃感到形势严峻，预料到如果荆州被曹操占领，江东形势就危险了。因而，鲁肃主动向孙权请缨，到荆州去游说刘备联合抗曹，这个主意立即被孙权接受。鲁肃到达南郡，传来刘表之子刘琛已投降曹操的消息。这时，曹操不费吹灰之力而得荆州，刘备仓皇南逃。鲁肃星夜赶到当阳，与刘备会见，向刘备纵论天下大势，介绍江东的实力，热切希望刘、孙两家团结一致对付曹操，刘备听了鲁肃的分析，决定并力抗曹。刘备率部进驻夏口，鲁肃就是在这时第一次见到诸葛亮，两人一拍即合。刘备派诸葛亮随鲁肃去柴桑会见孙权，经两人共同努力，孙、刘终成盟友。
04小结
“吴中对”与“隆中对”都是高屋建瓴、影响深远的战略性对策，从实践角度看，前者更胜一筹。孙权高度评价鲁肃的“吴中对”在东吴政权创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孙权称帝登坛祭天时，对公卿们说：“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张仪、苏秦远矣。”
鲁肃死后，孙权派吕蒙袭取荆州，孙、刘联盟完全破裂，而吴、蜀也最终被各个击破，随之灭亡。“吴中对”与“隆中对”分别促进了东吴、蜀国的兴起和三国的鼎立，但未能使东吴和蜀国免于被曹魏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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