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 著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历史网（www.87art.cn）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
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都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左丘明《国语》目录
卷一 周语上
卷二 周语中
卷三 周语下
卷四 鲁语上
卷五 鲁语下
卷六 齐语
卷七 晋语一
卷八 晋语二
卷九 晋语三
卷十 晋语四
卷十一 晋语五
卷十二 晋语六
卷十三 晋语七
卷十四 晋语八
卷十五 晋语九
卷十六 郑语
卷十七 楚语上
卷十八 楚语下
卷十九 吴语
卷二十 越语上
卷二十一 越语下
前言要了解先秦时代的社会和历史，离不了《国语》。一般认为，《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在唐代刘知几所撰写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国语》被列为史体六家之一。据清人浦起龙的疏释，《国语》家乃“国别家也”。然而细玩《国语》各篇文字，就会感到，它似乎不是一部有系统的史著，而是一部古人言论的汇编，只不过它是采取了按国别分编的形式，如果按言论性质分编，它倒近似于后世的《世说新语》。原来，《国语》的“语”是上古时代的一种著作形式。在《国语·楚语上》中说，楚庄王要教育太子，大夫申叔时提出了九项教育节目，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其中，《语》的作用是“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以之与今本《国语》相比照，大体相近，流传至今的《论语》、《短语》（在《管子》中）、《新语》，实际也是同样性质的“语”书。《语》既是上古时代用以教育贵胄的教科书，当时的本子必不止《国语》一种，可惜由于时代久远、七厄六灾，完整流传至今的《语》书，只有这部经过后人重编的《国语》了。不过，在先秦古籍中，还间或可以看到一些吉光片羽，例如，《尹文子·大道》中就有“语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语曰：‘禄薄者不可与经乱，赏轻者不可与入难。’”（今人一般把这里的“语”理解为“俗语”、“谚语”，其实是不恰当的。在当时的著述中，另有“里语”、“鄙语”、“谚”之称，因此，这里的“语”绝大部分应当理解为《语》书）西晋时，汲郡的战国魏墓中曾出土过“《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晋书·束皙传》），可惜后来又失传了。本世纪70年代中期，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种残损不全的《语》书，被定名为《春秋事语》，据张政烺先生考定，这是《语》书中的一种初级读本（《〈春秋事语〉解题》，载《文物》1977年第1期）。准此，《国语》的性质其实并非是History，而是Discourse，事实上国外的《国语》译本就是译作“DiscoursesonthoStates”。由于上古史料的匮乏，人们也把《国语》中的材料作为史料来运用，但这与历史著作应该是有区别的。
《国语》还有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是它的作者。著名史学家大马迁的名篇《报任少卿书》中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国语》是左丘明所作。又因为《左传》相传也出于左丘明之手，于是，就称《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后世更有人发挥说，《国语》是左丘明作《春秋传》的稿本，“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巽岩李氏说）。《国语》因而长期被目录学家列入“经部春秋类”中，以“准经典”的身份流传了近2000年，直到乾隆时代修撰《四库全书》，才把它“贬”入“史部杂史类”（其实，按《国语》的性质，还是作为“准经典”比较恰当）。左丘明的《国语》著作权，很早就有人怀疑，理由是，它与《左传》“事辞或多异同，文体亦不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例如，《晋语》在书中独占九篇，于晋国三卿记事特详赵氏；《晋语六》记鄢陵之战共四条，内容仅有详略之异；《齐语》全同于《管子·小匡》等。然而，《四库提要》仍肯定了左丘明说，认为，“中有与《左传》未符者，犹《新序》、《说苑》同出刘向而时复牴牾。盖古人著书各据所见之旧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轻改也”；“终以汉人所说为近古”。由于《四库提要》是官书，所以左丘明的著作权继续安享了近200年。近代新史学兴起，怀疑说复兴，学者提出了种种假说，却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但它非一时一人之作，尤其并非出于左丘明之手大约是可以肯定了。
现在我们见到的《国语》二十一卷本，基本是出于汉人整理编定的本子，计有《周语》二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楚语》、《吴语》各一卷，《越语》二卷（汉人另外还有一种《国语》的本子，即《汉书·艺文志》所载由刘向编定的《新国语》五十四篇，可惜这一系统的《国语》本子没有流传下来）。记事始于西周穆王，迄于鲁悼公（约公元前967—前453年）。由于《国语》曾经荣列“准经典”的地位，所以，曾经有过一些著名经学家如郑众、贾逵、王肃等为它作过注，但这些注本都没有流传下来，现在能见到的最早，也是最流行的是三国时代吴人韦昭的注本。由于时代较早，其中又保留了许多古音、古训，所以这个注本颇受学者的重视。后人补作的注释，较著名的有两种，一种是清人董增龄的《国语正义》，一种是近人徐元浩的《国语集解》。前一种近年巴蜀书社有影印本，后一种被收入《四部备要》，都不难得见。
《国语》的文辞向以优美著称，有“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之誉（见柳宗元《非国语》）。在清人编选的《古文观止》中，选入了《国语》的十一篇文章，今人所编的先秦文学选本中，大都少不了要选上几段《国语》的文章。虽然有些前代学者对《国语》的议论颇有微词，如唐代的柳宗元认为“其说多诬淫”，“背理去道而务富其语”；朱熹诋为“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但赞赏的还是大多数。《国语》虽不似《尚书》那样诘屈聱牙，但由于时代悬隔，因此，一般人要阅读它，还是有较大的困难。有鉴于此，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了这部《国语》注释全译本。这个译注本虽然还说不上是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但任事者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有些较难的篇段甚至数易其稿，因而它较之目下流行的一些所谓名著白话本来说，要可靠得多。希望这个本子能有助于广大读者继承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
顾静一九九三年十二月